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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辖沿海四村的团山街道办书记孔垂令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四个村3.6万人口，有50%的人养船(自己有船从事海上捕捞作业)，在捕捞业和海产品加工业的带动下，今年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2万元，这是去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两倍。
近十年来，渔民慢慢发现，海蜇越来越小，各种鱼越来越少，过去活跃的青皮鱼、鲅鱼、油扣鱼现在几乎难觅踪影，而最受市场欢迎的对虾已基本绝迹。
当地渔民喜欢使用小眼渔网，一网撒下去，大鱼小鱼全上来，渔民则享受这种满载而归的喜悦。
小眼渔网一直为韩国立法禁止，这也成为越界渔民频繁“犯规”的原因之一。由于渔业资源告紧，近两年中国也开始严格限制渔网网眼规格。
船主刘会生感慨，污染严重和船多过度捕捞是导致渔业资源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相关部门的执法不严，也难辞其咎。
坐在《法治周末》记者面前的船只主们纷纷抱怨，每年6月20日到8月20日的休渔期，本来就是为鱼产卵、小鱼孵化专门留出的种群休养生息期，当地却总有渔船在休渔期内就捕捞，而主管的渔业部门却坐视不理。
更有甚者，船主们反映，有时渔业部门还告知船主，只要缴纳2000元罚款，就可以在休渔期继续捕捞。
渔民们为此纠结不已———他们清楚这种掠夺式开发导致的渔业资源枯竭的恶果迟早也得自己或者子孙承受，但他们却难以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将手指般粗细的小鱼一船一船地运走，而自己却老老实实地独善其身。
孔垂令特别理解渔民的痛苦，他知道渔民希望政府管住污染，希望政府严打违法捕鱼，该休渔的时候休渔。
“可是我们没有执法权，执法权在地市一级，除了宣传再宣传，我们什么手段也没有。”孔垂令说。
渔民往韩国跑，去偷鱼，孔垂令也很清楚，可惜除了安排村民多上些法治教育课，他别无办法：“没有吊牌权，没有罚款权，没有取消油补权，只有教育权。”
船主刘会生说，在当地电视频道上经常出现诸如朝韩关系紧张，越界捕捞危险，越界偷鱼要受重罚，后果自负之类的告诫，村干部也曾拿着相似的通知挨家挨户地让船主签字，不去韩国打鱼。
但是字是照签，鱼仍是照打。
船主张家波透露，大船出一次海，油费和雇小伙(船员)等费用要花掉8.5万元，如果找不着鱼，船主就会亏钱，一年总的费用算下来80万元左右，如果打的鱼刚好卖了80万元，这一年就白干。而如果满载而归，又幸运地没有被罚，一趟下来的收入则高达20万元至30万元。
要么空手而归，亏本或者白干；要么铤而走险，跑得了一次算一次。
进退失守
11月16日、17日，韩国海警逮捕了“非法”中国渔船26艘，被拘留的中国渔民数目不详。同以往一样，渔民只是外交事件中的符号
北海的渔船刚从韩国放回来不久，11月16、17日，韩国媒体又报道，韩国海警就逮捕了“非法”中国渔船26艘，被拘留的中国渔民数目不详。
遍查网络，没有任何信息显示这些船来自哪里，渔民又是哪里人，即使该消息被转载数百，同以往一样，渔民只是外交事件中的符号。
关心渔民的只有渔民。
北海村的渔民很快知道，11月份被扣押的26艘船就在他们的下游，渔民来自同属营口市的鲅鱼圈。
“26艘船，罚老(多)了，一艘罚了30万元。”张家波告诉记者他们听到消息。
其实中国渔民并非没有合法途径进入韩国海域打鱼。
依照国际法，在黄海海域上，中韩两国从领海基线往外，各自拥有12海里领海和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但中韩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延伸有所重叠，目前两国尚未就在黄海上的经济专属区划分界限达成正式协议。
2001年，两国签订的《中韩渔业协定》，其中划定了“暂定措施水域”，由双方采取共同的养护和管理措施。对违反规定者，双方按各自的国内法处理本国渔船。
区域后则为各国的专属经济区域，协定中规定两国渔船可申请配额进入对方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捕鱼。
由韩国颁发的授权中国渔民合法越界捕鱼的许可证是黑色的，渔民们称之为“黑牌照”，据说最开始的时候申报需要交费十多万元，整个北海村有28艘船拥有这一牌照。
这个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进入韩国海域捕捞作为的黑牌，渔民都说现在不好办，没有几十万元拿不下来。
西崴子村一名船主说，打鱼靠的是技术和运气，同样进入韩国界面捕捞，不一定是有牌照的打得多，有时候没牌照的打得反而比持牌照的人多。
投入与产出的不成比例，渔民便也不太有绞尽脑汁办黑牌照的动力了。
近期，韩国官方连续声称将严厉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韩国媒体也对此不断施压，据韩联社报道，明年许可中国渔船在韩国专属经济区的渔船数量和捕捞量将分别减少50艘和2500吨。
10月北海渔船被扣事件中，村民后来听回来的船员描述，当时韩国海警出动快艇、并从直升机上发射催泪弹和照明弹，一名船员还被橡皮子弹击中头部，后来被送入韩国医院救治。
接受罚款的船主被要求签字，所有损失自己负责之后，韩方放船放人。
韩国的高压态势令渔民们相当沮丧，趁着未入深冬，南方尚暖，从韩国回来后的渔船又到了山东和江浙，做年前最后一次远海捕捞。
回到村里的船主们闲下来开始在想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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