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关,思家心切。当越来越多的人踏上回家的旅程时,却有一群人不得不守在清冷的工地,他们也想回家,但是,迟迟没有到手的工钱让他们不敢回家。

　　近日,常年为农民工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与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佟丽华向记者介绍了几起较为典型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根据佟丽华的介绍,《法制日报》“新春走基层”记者走访了这些被欠薪的农民工,试图还原他们的讨薪经历和真切的生活。

　　在通往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景区的道路上,矗立着一大片刚建好但还无人入住的安置住宅楼,由于靠近山体,冬天在这里会感到格外清冷。

　　在这常人难耐的清冷之中,46岁的四川籍务工男子岳远林依然坚持住在这里为了讨要自己被拖欠的9万余元工钱。

　　岳远林将《法制日报》记者带到他的住处,这是一间刚建好的毛坯房,除了铺盖外,屋里的家具很少。

　　“我在这片工地也干了一段时间了。去年3月1日,我们老乡(拖欠工钱的公司)让我把小区几栋楼房的水暖工给做一下,当时约定每月劳务费6000元,但后来一段时间公司一直没有支付劳务费。一直到去年8月1日,我实在干不下去了,只得停工,但拖欠的工资却一直没有要回来。”岳远林说。

　　岳远林到北京务工将近10年,但今年的年关对他来说格外难熬。

　　“我已经把车票钱发给工人,让他们提前回去。如果要不回工钱,过年我就不回去了。不然,到了除夕晚上,工人们很有可能又来到我家里讨要工钱。”岳远林告诉记者,他手下的工人和他都是一个村子里出来的,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只要他回去了,其他人肯定会知道,到了过年的时候也肯定会到家里来要钱。

　　岳远林说,工人们一般也不吵不闹,就是坐在家里不走。“如果我回去了,工人们过年时没有从我这里要到钱,那我的名声也就全毁了,今后还有谁愿意跟着我出来干”?

　　对于岳远林来说,除了担心名声受损外,面子也是个大问题。

　　“终归在外面干了好多年了,其他人一说起来,都说是在北京打工的。可是实际上呢?这两个月来家里一直在给我寄钱。要是过年回去了,亲戚朋友带着小孩串门,不管怎样也得给孩子一个10元20元的红包意思一下,但现在这个样子,又怎么拿得出钱呢。”岳远林说。

　　一想到自己也许不能回家过年,岳远林说,他特别想念自己的孩子。“我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上高二了,个子一米七五,成绩很好。老二是个男孩,在上小学。因为女儿快上大学了,老婆一直发愁学费从哪里来。我本来准备拿到9万余元工钱后,就存5万元作为女儿的学费。现在看来,拿回工钱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

　　现在,岳远林已经写好了民事起诉状,准备与拖欠工钱的公司对簿公堂,但他自己对此信心不足。

　　“说实话,讨要工钱真没什么好办法。过去,我手底下也有工人因为要不到钱发脾气,于是一怒之下把自己原来干好的活全给毁了,可是他们不知道这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曾经有个工人是装PVC吊顶材料的,因为没拿到工钱,就把那栋楼从一楼到顶楼所有已经装好的PVC吊顶全部砸坏了,结果就被抓了起来。问清原由后,考虑到他还有两个孩子在家没人管,这才把他放出来。”大约是外出打工的时间太长了,岳远林说话的语气始终波澜不惊。

　　在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面向农民工举办的维权普法宣传活动上,35岁的安徽籍务工女子许雪凤被选为农民工代表走上前台。

　　此时,许雪凤却做出了一个令在场人员吃惊的举动,她猛地跪倒在地,哭道:“要不回钱,现在学再多的法律知识也没有意义啊。”

　　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赶紧将许雪凤扶起,随后,将她带到法院去咨询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讨要薪水。

　　《法制日报》记者在位于北京大钟寺城铁附近一家工地的工棚里见到了许雪凤和她的丈夫。

　　工棚里的一张桌子上放着许多方便面、馒头和榨菜,许雪凤和她的丈夫每天就靠吃这些度日。城铁从工棚的窗户外开过,声音很大。工棚里没有暖气,温度很低,但许雪凤和她的丈夫对此似乎已经麻木了。

　　“工地的活干完了,没有拿到钱,也不让我们住了。这里是我们一个老乡干活的地方,他已经拿到钱回家过年了,我们只能暂住在这里。”许雪凤告诉记者。

　　2011年,许雪凤和她的丈夫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务工,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打工。2011年8月底,工程主体竣工后工人全部退场,但总计还有50余万元工资未支付给工人,这其中就有属于徐雪凤和他丈夫的14万余元。

　　据介绍,许雪凤等人所承包的工程是从一家国有建筑公司分包给某建筑公司的,这家承包项目的公司目前已经解散。2011年9月,有关部门曾经几家联合就这家公司解散之后工人工资的问题集中进行过解决,但是结果是让许雪凤手中多了张白条,上面写着,“ⅹⅹ公司下欠陈家豹(许雪凤的丈夫)工人工资140597元”,白条上进一步注明,“欠款在主体工程竣工两个月内结清”。但至今,上述款项依然形同画饼。

　　“我婆婆心脏肿大,孩子又在上学,我们就想着来北京多挣点钱,一方面给我婆婆治病,另一方面也给孩子将来存点钱。但现在一分钱没拿到,回去怎么跟婆婆说啊,她70多岁了,心脏本来就不好。”许雪凤坐在一个低矮的小板凳上,将头斜靠在床上,由于几天来哭得太多,睡眠不好,脸已经有些浮肿。

　　说话的工夫,许雪凤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他的丈夫,还有一同被拖欠工资的来自四川的谢开泉、来自河北的许凤龙,3个大男人的眼角无不挂着泪水。

　　“我女儿也上高中了,也需要钱。”40多岁的谢开泉哽咽着。

　　自进入2012年1月以来,许雪凤等人就开始为拖欠工资的事,不停地找有关部门投诉,令他们感到失望的是,没有哪个部门愿意出来为他们解决问题。

　　“经常看新闻,说几部门联手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但问题是,几部门联手之后也没有一个牵头的,他们都是平级的,于是将问题踢来踢去,这个部门说应该找那个部门,那个部门又说要找这个部门,结果是像我们这些讨薪的人腿都跑断了,还是一分钱都要不到。”许雪凤说,“该跑的部门我们每个都跑了好几遍,每个部门都认为应该找其他部门,包括建筑公司、劳动监察、建委等等。”

　　许雪凤告诉记者,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一个部门反映问题,对方回答:“如果按程序走的话,大约需要9个月的时间。”

　　“有一次我也很生气,当着他们(工作人员)的面说,如果中国足球也能像你们这样踢来踢去的,早就是世界一流了。”许雪凤的丈夫脸上挂着泪水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