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捐献渠道

　　器官捐献的核心问题是，民众对捐献的认识以及合情合理的捐献渠道。只有确定有效器官捐献登记方式，才能广泛开展器官捐献，解决器官来源这个最大障碍。

　　2011年初，黄洁夫称将视时机逐步建立“捐赠卡”登记，拓宽自愿捐献的潜在人群。

　　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早在2007年1月，深圳市红十字会即开始发放器官捐献卡。不过深圳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捐献卡已经停止发放，其效果尚未凸显，毕竟捐献卡填写者年轻人较多，实现捐献的机会太小。目前DCD试点捐献卡的填写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中国每年有约6万-9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如果交通事故意外死亡者中有十分之一自愿捐献器官，目前紧张局面就能缓解。2011年4月，黄洁夫曾表示，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意愿。

　　随后争议四起，卫生部对外表示，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未予实施。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秘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朱继业告诉《财经》记者，驾照捐献登记一说，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尚未进行研讨。

　　黄洁夫也承认，这需要通过卫生、交通、宣传、民政、教育等部门共同努力，组建一个国家管理的器官捐献平台。

　　按照2010年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下称《世卫移植原则》)，世界各国采取的对于捐献者的捐献意愿只有两种确定方式，即“明确的”还是“推测的”。

　　要求获得明确同意意见的体制，也称“选择加入”，要求只有死者生前表达过同意捐献方可;而推测同意体系，也称为“选择退出”“推断同意”或“假定同意”，即死者知情，但并未表明意愿，则允许从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除非死者生前明确过其反对捐献的意愿。

　　在《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中，主要提及家属对器官组织捐献的知情同意。吴幼民认为，这种捐献实际上既非“明确的”亦非“推测的”。

　　2007年《移植条例》第二章规定，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但若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该公民死亡后，其家属可以书面形式同意。

　　吴幼民认为，中国民众大多不了解器官捐献，目前“只谈家属同意”的做法有违世界通行规则，因为没有得到死者同意或在其生前被告知。如此操作，有可能在DCD捐献大规模开展后在人权方面受到指责。他说，国家需要确定捐献登记方式，是“明确的”还是“推测的”需要明确下来。

　　美国是明确同意系统的典范，其目前有60%适龄人群已填写器官捐献卡。但这是在花了40年并耗费巨资的背景下，百万人口捐献率才达到26，也并未能解决器官紧张问题。

　　吴幼民说，中国很难建立耗资巨大的器官捐献登记系统。他在多个场合建议中国选择“选择退出”方式，即弹性推测同意捐献体系。

　　推测同意，即以法规的形式规定，民众生前可选择登记死后不捐献器官，例如在驾驶执照上标明死后不愿意捐献器官，则此人死后不成为潜在供体。反之，则默认其同意捐献。若在捐献者假定同意后，仍需征求家属意愿的称为“弹性推测同意”，无需征求家属意愿的称为“刚性推测同意”。

　　实施弹性推测同意，即符合《世卫移植原则》尊重个人决定权以及家属知情同意权的说法。另外，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如此操作可迅速明确供者本人意愿，家属从决定到同意，同意率会有较大提高。

　　数据显示，实施“选择退出”体系的国家捐献率迅速增加。如新加坡实施“选择退出”体系后，百万人口捐献率已由原来的4.7增加到现在的31.3。目前，中国百万人口捐献率仅0.03。

　　同时，吴幼民分析，大多数欧洲国家在采取推测同意后，仅2%的人登记不愿捐献，这就减轻登记工作量，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黄洁夫在其文章中阐述了心死亡器官捐献的前景：待DCD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将视时机推行推测同意体系。

　　公平分配难题

　　捐献救助问题，是器官移植领域全世界所关注的话题。尤其在中国，大多数器官捐献来自于“贫困人口、弱势群体”。是否采取“规范性有偿捐献”以最大限度保护捐献者及家属的利益，成为一个新课题。

　　中国红十字会对器官捐献者一直有帮扶政策。最近有报道称，红十字会将对器官捐献者实施救助补偿政策。卢一平担忧，红十字会提出要给家属一定的补偿，“多少算补偿，多少算买卖，这个很难界定”。

　　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委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翟晓梅认为，就此应该一事一议，而非统一救助标准。

　　但吴幼民认为，贫富界限难以明晰，一视同仁更为妥当，富人捐献者若不要补偿则可以再捐出。若一事一议，则可能给投机分子机会，专司替捐献者家属谈判的捐献“中介”就可能猖獗起来。

　　在目前试点地区的DCD操作中，一事一议的救助方式正在尝试中(参见同期文章“器捐样本”)。在2011年12月16日召开的“脏器移植术后监测和数据网络高峰论坛”上，黄洁夫透露，自2010年3月启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以来，全国已经有165例成功捐献者。

　　学者们开始担忧，在有了器官来源之后，公平分配原则就成为这一系统的“生命”。

　　公众担心，若无公平的器官分配系统，有钱有权者将优先得到器官。另外，高昂的价格或使贫穷者负担不起。业界亦担忧，在器官捐献推广后，如果分配系统做不好就会出现器官黑市，那将是最坏结局。

　　卫生部于2010年12月印发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肝脏与肾脏移植核心政策》，同时开发出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到2011年4月13日，中国方完成首例依据统一的国家器官分配政策、利用中国器官分配系统进行的器官分配。

　　吴幼民表示了更多的担忧，与美国危重病情优先分配原则不同，目前中国的捐献实际上是以医院为中心来分配器官，而非依赖分配系统。在其看来，只有明确脏器捐献登记、规范化有偿捐献与否、公平分配原则等捐献与分配政策，方能推动破解器官供给严重匮乏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