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在基本事實已經清楚尤其是有多段錄像以及其他敘述者存在的情況下，媒體記者應盡量避免讓直接受害者重復不斷地按照媒體的需求去回憶、復述案發過程，除非當事人主動要求。遺憾的是，現實操作中，總是有一些媒體人習慣於將自己偽裝成拯救者，“我是來幫你的”，而后生硬地揭開受害者的傷疤，循循善誘，讓受害者說出她們內心裡最脆弱最不願意面對的一部分，當受害人淚流滿面、甚至情緒失控時，這些媒體人便會亟不可待地使眼色給后面的攝像，讓后者趕快攝錄，一旦素材拿到，他們往往又決絕地離去，扔下苦主獨自消化因這次採訪勾出的痛楚。
二次傷害不僅在採訪過程中要盡量避免，在報道中也應該注意規避，但在這起強奸案中，媒體將楊武夫婦的現住地、老家地址，甚至楊武的照片這些本應做技術處理的隱私細節全部刊登了出來，這無異於將王娟以及她的親人們拉到了全國人民面前進行第二次羞辱。
媒體記者們做了一個危險的動作，他們站在道德的高點試圖通過此案探討人性的灰暗時，卻沒有注意到自己已經一腳跨出了新聞的基本倫理底線，引發了公眾的憤怒，令媒體人蒙羞。
至此，關於聯防隊員強奸案的新聞報道在不正常的軌跡上已經走到了極端，可以說已經演變成了一個新聞報道事件、一個新聞報道丑聞。楊武夫婦出於躲避媒體的自我保護需要，也是出於寶安區政府的安排，在11月8日夜搬至政府安排的秘密住所，斷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系，從公眾視野中消失，王娟也開始接受婦聯、衛生系統的救助。
然而，新聞報道在不正常的軌跡上並未止步，在缺乏專業性的調查的情況下，媒體繼續先入為主地對楊武的懦弱與楊喜利的“聯防隊員之惡”口誅筆伐。
11月9日，《江淮晨報》對此事的整版報道配上了這樣的標題：《“我是世界上最窩囊的丈夫” 是的，你還好意思說！》如此草率、直接的道德審判，引來了如潮的譴責。第二日，《江淮晨報》在官方微博上作出道歉：“在制作標題時，我們只是淺薄地對受害人楊某‘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未能做到應有的公正、公平，給受害人及讀者帶來了傷害，在此表示道歉。”
唯一讓我們略感安慰的是，媒體的自我矯正在此次新聞報道事件中表現得還算及時，在自我反省的同時，媒體人開始平息對楊武懦弱的憤怒與不解，轉為理性的反思，試圖尋找其根源，並開始給予他必要的理解與同情。
到這裡，新聞報道才逐漸開始走向正軌。然而，尋找惡與懦弱的根源卻是一個考驗媒體人新聞剖析能力與調查技巧的硬活，因為當事人或因被捕、或因被政府轉移都已無法取得聯系，要想弄清三名當事人此前的人生軌跡變得異常艱難，所能拿到的信息也是相當瑣碎，說法不一，之所以說是一個考驗，還因為即便拿到所需的素材，也需要一定的社會學知識才能進行相對專業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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