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這個時候介入展開調查的，通過社區內大量與三名當事人曾有交往的形形色色的人，我完成了瑣碎而又需要不斷去偽存真的拼圖工作，基本還原了事件的真相。《底層的懦弱》厘清了三名涉案當事人從命運發生交集之初開始向后延續的那條不正常的軌跡，也通過事實澄清了楊武非“設局擒狼”，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梳理這個不正常的軌跡發展的過程，找到了楊喜利身上的“底層相殘”與楊武身上的“底層的懦弱”。
不要輕信你所看到的就是真相，真相在很多時候總是距你一步之遙。每個記者都有自己的調查方式，《底層的懦弱》自然也有它的缺陷，我想強調的是，越是具有挑戰性的新聞事件，媒體人越是要避免被自己的同情心或者義憤左右，保持獨立、冷靜的思考至關重要，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走近新聞最真實的一面。
就像這個案件，最終人們發現，楊武的懦弱其實情有可原，並不應該受到人們草率地唾棄，而楊喜利的惡其實也有他的可憐之處，更為重要的是，誰都無法說清楚，他的惡與他的聯防隊員身份究竟有多少關聯。
紛繁嘈雜中，一個瘦弱無助的角色始終被淹沒著，我在報道中說：“楊武與楊喜利這是兩個既可憐又可恨的男人，誰也無法預料王娟這個因這兩個男人而受傷的女人，命運會就此發生怎樣的轉變。”
其實，我本想說的是：“誰也無法預料王娟這個因這兩個男人而受傷的女人，在遭受了媒體的二次傷害后，命運會發生怎樣的轉變。”
要學會自我矯正
對這起因聯防隊員強奸案而引發的“新聞報道事故”的分析，讓我想起了很多熟悉的場景。新聞界必須從這起事故中汲取教訓，正視新聞採寫過程中的二次傷害問題，上一次的集體反思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報道中，我們至今記憶猶新，一些媒體人窮追不舍、反復不斷地讓失去孩子的人在鏡頭面前痛苦陳述，不斷勾起他們的回憶，直至淚流滿面達到所需要的新聞畫面效果。爭議性更大、更不可取的，還有另一些媒體人的極端做法，因為沒有及時拍到獲救的畫面，一些媒體人嚷嚷著要求暫緩救援或者讓救援人員把傷者送回廢墟中，再拍一次。
我一直很想知道這樣做過的同行是否有過愧疚，且不論這樣做是否有新聞造假之嫌，起碼這樣的二次傷害已經觸及了最基本的新聞倫理底線。2008年5月14日，在北川中學廢墟上，被壓在廢墟下52小時的北川中學女生雷小鳳獲救，我清晰地記得，因為她是北川中學最后一名被挖出的幸存者，在發現她后，所有救援人員激動得熱淚盈眶，但就在雷小鳳快被救出的一瞬間，幾名攝影記者為了搶拍到畫面從我身邊快速越過，那是一個至今仍深深刺痛我的畫面，因為他們的腳下，就是趴在廢墟中的遇難的孩子，我甚至看到一名攝影記者從一具遺體上直接踩過，他的舉動激怒了我與在場的另一些同行，大家大聲喝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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