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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批评家彭德调西安美术学院，同前任院长约定，不带课，不参加展览开幕和研讨会，不给画家写评论，同时拒绝了所有的媒体，专注于书斋内的艺术研究。但这位艺术界著名批评家时刻关注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动态和发展，隐居12年后，他首次接受了华商报艺术周刊的专访。
现状：艺术家与批评家比例严重失衡
长安3月，记者拜访了彭德在美院的工作室。
在艺术批评生涯中行走了半生，彭德以犀利著称，但记者面前这位老人平静而和善，当下的艺术批评呈现了各种问题，经常有人说，艺术批评失去了应有的职责，很多批评文章变成了吹捧。对这个现象，彭德说，艺术批评的问题跟商业环境有直接关系，大家应该中性看待，商业环境里的艺术家需要推介，恰当的推介是宣传，只有当推介过分的时候，才是吹捧。
批评为何经常会被指责?
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当代艺术家太多，我国有很多杰出的、反映时代走向的艺术家，必须要有批评家去推介，可是在中国杰出的艺术家很多，但杰出的艺术批评家很少，不成比例，让人们感觉少数批评家在不断吹捧艺术家，其实只是推介他们。批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批评是指责，广义的批评是评介，包括肯定和表扬。
“我是一个大学教师，我的职业是美术研究，从事艺术批评其实是业余行为。现在中国至少几万个艺术家，人数有限的批评家无法去逐一推荐。没有被推介的艺术家，会指责批评家没有推介他们，而推介文章又被指责为吹捧文章或应酬文章。现在很多画家画高价应酬画没有人指责，但批评家写应酬文章，哪怕是廉价的甚至是义务的应酬文章却要挨骂，这合理吗?合情吗?”彭德说。
困境：批评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往往依附于画家生存
彭德介绍说，在国外，艺术家是批评家的敌人，他们互不见面，所以不会有吹捧的嫌疑，但重要的问题是，国外的批评家有基金会“养着”，国内没有基金会资助批评家，不得不被艺术家的“润笔费”养着。这使得批评的锋芒、批评的客观公正受到影响，成为批评家被指责的口实。从中国古代开始，历代文人都有官方和社会直接或间接的供养，因为他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只能创造精神财富。社会在物质的层面供养文人，文人在精神的层面供养社会，可是后一层供养关系总是有意或无意的被忽视了，以至于拜物主义者们总是认为文人是社会的寄生虫。
“很多批评家是美院教授，学校给他们工资，但这笔钱太少，没有钱跑到国外去看有影响的展览，比如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圣保罗双年展等。存在决定意识，批评家的待遇决定了他们很难具有开阔的及时的国际视野。批评家在国内不能独立，他们往往依附于画家生存，但国外批评家可以向基金会申请经费去看世界各地的展览。”他说。
在这种现状下，也有有骨气的批评家，他们不在乎金钱，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但这样的批评家生存状况并不好，彭德说：“后果是比较贫寒，我也是。”
争议：做艺术为赚钱没错
安迪·沃霍尔曾说过一句“赚钱是艺术，工作是艺术，成功的商业是最好的艺术”，日本设计师村上隆赤裸裸地表态：“做艺术就是为了赚钱”，村上隆把艺术商业化后，让他的当代艺术价值得到了最大实现，但也遭到很多人反对。
彭德并未反对村上隆，他说，在中国，艺术一直被视为高尚的事业，艺术家们被誉为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按照这种判断，精神应该排除物质诱惑，村上隆这样说，会让很多人感到失望。不过在西方，艺术并不必然是高尚的职业。
“在欧洲街头，一个年轻人声称自己是艺术家，是被人瞧不起的，他会被等同于无业游民，找不到女朋友。在日本，金钱也同样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主要标志。所以，村上隆这样说，在他所处的情境中并没有错。”他说。
即使在重农抑商的古代中国，也会把画家价值和商业结合起来。他举了一个例子，张彦远祖上五代当官，三代宰相，都酷爱书画，收藏的书画富可敌国，他写了一本《历代名画集》，成为中国古代绘画界的圣经。张彦远在书中谈到一些当时和前代的名家时，画作的价位也是衡量一个画家社会影响的重要标志。
他认为：“艺术和商业结合是一把双刃剑，艺术家有钱的话，自我完善的平台会更大更坚实，如果没有钱，连画布都买不起，何谈创作?当然，艺术一旦被过度商业化，就好比中国的电影，丧失了灵魂，必然会遭到大家唾弃。”本报记者狄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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