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集中营里的少女
刚刚过去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让整个世界重陷记忆的悲伤。
70年前的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此前不足5年的时间里，110余万人在这座“死亡工厂”惨遭德国法西斯屠杀，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这里记录了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也见证了人类度尽劫波后的坚韧与希望。
70年后的今天，幸存者寥寥。人们只能从残存的历史档案与文学作品中，目睹那场疯狂的种族清洗，重新抚摸那段血腥的历史。只是当时光淡去了过往的伤痛，除了那些经历过生死的人们之外，一些人似乎只是为了配合纪念的氛围，以文艺的方式默念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只是，人们只知道这是德国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所写的名句，却未曾了解到，当初人们传颂这句名言的初衷，便是彻底地清算纳粹的罪行，不仅涉及伦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更应该触及人类灵魂和心灵的最深处。
而另一些人希望70年的时间能够让人们与集中营那个幽灵的世界达成和解。就像反思纳粹之罪的电影《朗读者》中所说的，“唯一的天使，你丢下生命时会比你拥有生命时更美，天堂会把你带走，看着你，对你说，只有一件事可以让灵魂完整，那就是爱。”人们希望，用爱来宽恕历史那抹不去的恶，可很少有人提及，宽恕的前提，是基于真相的反思。
那么，70年对纳粹在逃战犯的追捕以及历史的审判，是否达到以爱宽恕的前提？纳粹的幽灵，是否已经从每个人的内心彻底被根除？70年的时间，并未给这样的问题以确定的答案。
可以说，基于奥斯威辛历史的审判，似乎已经走向尾声。但于纳粹的幽冥来说，制造奥斯威辛血腥的平庸之恶，还远未审完。记得奥斯威辛的主犯、纳粹军官艾希曼1961年在接受审判时辩解说，他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个人是无罪的。按照艾希曼的原话，“我本人对犹太人并没有仇恨”，他甚至看到了犹太人的尸体，都会因恐惧而呕吐。但就是人们眼中这个像是办公室履行业务的党卫军中校，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说，艾希曼所犯下的是“平庸之罪”，其平庸在于没有自己的思考，也没有外在的声音能唤醒他的良心。这是一种逃避个人道德选择的不负责任，是一种盲从的恶。这种平庸之恶所带来的社会伤害，并不亚于极端的恶，甚至还会造成更为巨大的破坏力。
事实上，我们重温艾希曼的审判，多少都能看到自身内心深处那平庸之恶的身影。艾希曼的那个时代，犹如现在这般，都是一个急剧变迁的时代，一些人在社会结构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纳粹的兴起，为他们提供了“存在感”和“价值感”。进而为了这种存在与价值，便将自己置身在一个身不由己的“体制”当中。
服从体制的决定，还是遵从个体的良善选择？这是摆在每个身临其境的人的艰难抉择。就像《朗读者》中，汉娜面对指控，两度询问法官：“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而掌握公平的法官亦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但是，伦理选择的艰难，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选择。“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是苏格拉底留下的警世恒言。可在现实当中，人们往往以此为借口，将自身那平庸的恶，要求体制去承担，从而拒绝正是自己的行为。当然，平庸，是生活的常态。但丧失了善恶辨别的能力，抛去了心中的道德律令，那么平庸就会导致恶。而当每个人拥有了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恶，那么社会将造就一条通向奥斯威辛的道路。
而这平庸之恶，是奥斯威辛之后70年无法完成的内心拷问，至今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潜伏于普通人的心灵深处。当奥斯威辛的血腥逐渐淡去，70年所带给这个世界的，不只是无数生命从生到死的轮回，还应该是让我们明白，奥斯威辛所讲述的罪恶与苦难，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承担起公共领域的正义判断责任和道德选择责任——这是阿伦特针对纳粹的对症之方——虽然沉重，却是维护人类自由和尊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