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区法拉盛早上常见的场景：面包车接美甲店员工上班。曼哈顿区的美甲师主要是韩裔，而其他族裔的美甲师通常会被送到生意不那么红火的其他区或城外。
韩裔美甲师，尤其是年轻漂亮的美甲师，一般可以挑选行业里那些最让人羡慕的工作机会——在麦迪逊大道和城市其他富裕地区的闪亮店面里工作。非韩裔美甲工则通常被迫接受那些不好的工作地点，在曼哈顿以外的区，甚至是那些距离市区更远的地方，那里顾客往往较少，小费也很少的可怜。
总体而言，韩裔美甲工的工资至少比其他同行高出15%到25%，但美甲师、美容学校教师和所有者说，这种差距有时可能会更大。
一些老板故意利用西语裔美甲师的窘困处境来压榨他们。美甲工和律师们说，西语裔美甲师通常背负着偷渡过境的巨额债务，需要向“蛇头”支付。
许多韩裔老板并不掩饰自己的一些偏见。68岁的卢莫松(Mal Sung Noh，音译)在自己经营的玫瑰美甲(Rose Nails)的前台说，“西语裔员工”没有韩国员工聪明，也没那么讲卫生。
卢女士的沙龙位于第二大道地铁线的施工路障后面。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仅雇佣了几名西语裔女工。(偏僻马路上生意较差的美甲店或者位于建筑二层的美甲店的员工往往多样化一些。)卢女士说，她安排西语裔美甲工做最低级的工作。“他们不愿意学习新东西，”她说。
种族歧视还会渗透到美甲沙龙生活的其他方面。许多美甲工不愿接待男性足疗顾客，因为他们指甲较厚，指头上还都是汗毛。沙龙里的美甲工说，当有男子进店时，几乎无一例外是非韩裔技师去为他洗脚。
现年32岁的安娜·路易莎·卡马斯(Ana Luisa Camas)是一名厄瓜多尔移民。她说，在她工作的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美甲沙龙，老板是韩裔，她和西语裔同事被要求在长达12小时的工作时间里安静地坐着，而韩裔同事却可以自由聊天。“两年里，我常常会头痛，”她说。“那种压力几乎要把我折磨死了。”
现年39岁的拉姆卓玛(Lhamo Dolma)是一名来自西藏的美甲师，英文名叫杰基(Jackey)。她回忆说，在之前工作过的一家布鲁克林的美甲沙龙，她和店里的其他非韩裔员工每天都得站着在小厨房里吃午餐，而韩裔员工则可以坐在桌边吃饭。
“他们国家的人，就是完全自由的，”她在皇后区的家中接受采访时说。坐在佛龛下一条低矮长椅上的她突然哭了起来。“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她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战战兢兢的新手
在任静和表姐以及另外四个成年人合住的这套一居室公寓里，房间角落的一个梅森食品瓶里养着一条荧光蓝的暹罗斗鱼。瓶子被放在一个用破橱柜门搭成的桌子上。鱼的名字叫七月，那是任静被告知的自己最终能够领到工资的月份。
对于刚到纽约不久的21岁的任静来说，那是一个少有的让她获得成就感的时刻。在抵达这里之后，她曾经连续几个星期躲在屋里，不敢出门。
她希望自己可以像同屋的表姐孙雪一样，每天早上走出他们在法拉盛的公寓，穿着廉价商店的山寨爱马仕和香奈儿，看起来更像是她平时接待的顾客，而不是一名美甲师。孙雪每天很早就会起床，熨好衣服，甚至连牛仔短裤也要熨，在人前不会显露出任何在这间破旧公寓居住过的痕迹。
2013年末，沙龙的生意开始变得清淡时，英文名为米歇尔(Michelle)的孙雪产生了一个想法。她跳上了一辆廉价巴士，来到了佛罗里达州。她对这里一无所知，只知道当地的天气总是很暖和。她想，凉拖肯定是一年四季的必备品，人们也就会常常修脚。她从一家店走到另一家店，最终找到了一份工作。
2014年春天从佛罗里达州回来之后，她发现任静几乎没出过门，这让她十分恼火。孙雪劝这个需要自己照顾的妹妹给网上招工的美甲店打电话，任静不敢跟美甲老板讲话，孙雪就夺过电话帮她说。
第二天，任静站在富兰克林大道和凯辛娜大道的拐角，手里拿着饭盒，等着乘面包车到一家沙龙开始工作——她自己不知道地址是什么。
在希克斯维尔的蜜蜂美甲，任静一开始连最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她太紧张了。她每天都在制作足疗时包裹脚趾的纸卷，或者清理碎指甲。她连在休息室给自己涂指甲时手都会抖。她拒绝参加其他小工的集体练习，只是害羞地在旁边观看。
一周之后，她接待的第一名顾客是一名男性。他的女朋友坐在旁边，小声对他说美甲师的手在抖。任静说，后来，她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乘面包车回家的路上，我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路程很长，一路很安静，”她说。“我告诉自己，我必须要证明我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我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