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去公职的创业者与“公考热”成鲜明对比

近年来各地“公务员热”居高不下，考公务员似乎已成了继“高考”之后全国最受关注的第二大考试，尤其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让“考公”变得炙手可热。

相关媒体的调查剖析发现，公务员之所以受热捧，主要原因不外乎社会地位高、岗位和收入稳定、福利保障健全等原因。但与“考公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几年来各地也不时传出某人辞去公务员职务自主创业的新闻。华商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这些打破常规思维的前公务员有两个特点，一是年龄普遍偏小，二是大都属于在原单位能力表现很突出的人。

从村官到讲师

每次经过长安区，章莉都会专门绕道去她曾经工作过的街办看看。

有好几次，爱人半开玩笑问她，是不是后悔了当初的辞职，章莉反问：如果当初不离开，你觉得我今天会有怎样的前途?

31岁的章莉如今是一名大学讲师，2013年8月底，她辞去了街道办大学生村官的公职(事业单位编制)，回家结婚生子、随后又进入西安一所民办高校做代课老师。

时至今日，许多人对章莉当初的选择都表示不理解。当初和她一起进入街办的另两个同事后来都转考了公务员。但章莉则表示她很喜欢目前一边代课、一边复习准备考博的状态。

章莉1986年出生于宝鸡一个工人家庭。在同学和老师眼里，她从小就是“学霸”级的学生。重庆大学本科毕业后她被“保研”，专业为通信工程。2013年研究生毕业，随男朋友回到西安的章莉起初有点迷茫。她从小的理想是当一名老师，而当时以她的学历，中小学老师她不愿去，大学老师的起点一般都必须是博士。期间也曾有朋友推荐她去IT企业做技术，但心气一向很高的她拒绝了。

正当她百无聊赖时，一个家在西安的女同学建议她去报考长安区大学生村官。从小在城市长大，章莉说当时她对农村的生活很好奇，于是就报了名。

尽管那次报名考试的人超过三千，但章莉还是顺利进入了面试并被录取。

2013年7月，章莉到长安区委组织部报到后，组织部让她和另外两个同事再去某街办报道。到街办后，本已做好去农村工作准备的她被告知，乡村暂时没合适岗位，让她先在街道办上班。

她回忆说，每天的工作反复就三件事：接电话、处理公文、组织会议。周末值班算是偶尔的调剂，但工作内容还是接电话。

这样的工作干了一个多月，章莉开始动摇了。她首先觉得大学所学的专业在这里一点用处都没有，其次在这个岗位上找不到自我价值。

基层街办的工作很琐碎，但章莉却越来越觉得自己无法融入这个单位。因为在她的思维中，既然自己当初考取的是大学生村官，就应该去最基层的乡村工作，因为她很想了解最真实的乡村情况。她也曾尝试着能去乡村工作，但领导有点为难地说一是没有合适的岗位，另外让你一个女孩子去农村，我们也不放心。

2013年8月底，章莉向街办党政办主任递交了辞职报告，理由很委婉，说因为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希望领导和有关部门批准。

街办党政办主任说：姑娘，你要冷静!并主动提出给她两天时间让她慎重考虑。

两天后，章莉见到了街办主要领导。这是她到街办工作一个多月来和街办最高领导为数不多的一次见面，平时只是在开会时见过。

街办领导对她的辞职很是惊讶，对章莉说，大学生村官只针对应届毕业生，这样的机会人生只有一次，你要考虑好。区里这些年的大学生村官发展得都很好，99%后来都考上了公务员或去了事业单位。但章莉说自己去意已决。

辞职后的章莉和爱人一起开办了一家园林设计公司，章莉负责客户对接和项目介绍，结果章莉发现自己特适合做这些事，且客户们也都很认可。

由于公司业务不忙，章莉在朋友的介绍下应聘到一所民办大学代课当老师，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2015年，她晋级为讲师，今年初，又被任命为教研室主任。

回忆辞职出来这几年的感受，章莉说，她很享受如今的生活。

章莉认为体制内外因人而异。她的感受是体制内很难找到成就感，需要时间去熬。而体制外则容易出成绩，比如自己带学生，比如帮助先生打理公司项目。

今年五一节，章莉约了几个当时一起考上大学生村官的前同事小聚吃饭。这些同事无一例外如今都早已转考成了公务员。推杯换盏间，大家都谈起了每个人2017年的规划，章莉发现除自己以外，其他人都已放弃了当年刚入职时说下一步要考研、考博的想法。

从法官到律师

西安市长安中路某幢窗明几净的写字楼内，39岁的王洛如今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2016年2月，王洛向工作了15年的法院提出辞职，理由很单纯，赚的钱不够给母亲看病，他想辞职后做能赚钱的工作。多年的法官从业经历告诉他，律师不仅是一份很体面的职业，而且还有丰厚的收入。

获批准后，王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法官证变更为律师从业资格证。由于法律规定法官辞职从事律师工作的，两年内不得代理案件。所以辞职后这一年多时间里，王洛一直在律所从事案件指导和非诉讼业务。从法学高材生、法学博士、法官到律师，辞职一年多过去了。有人曾问王洛后悔不后悔，他没有直接回答，反问对方：月薪数千和年薪100万，你会选择哪一个?

离开法官岗位一年多，王洛说，“以前做法官时属于是忙碌的充实，如今的充实和以前不一样，容易有成就感。”另外一个感受是接触面比以前广多了。他举例说自从出来做了律师，以前许多在电视和报道里才能见到的商界大佬，如今则会经常接触。王洛认为视野比在体制内开阔很多，也会迎来许多机遇，是他辞职走出来后最大的感受。

前段时间，有一位同样在体制内做法官的学弟问他辞职后，感觉在哪里活得更洒脱一些，王洛告诫学弟说，如果你的能力比较强的话，走出来你会过得比较好。他给学弟举例，自己做法官时加班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事，尤其是每年后半年，桌头案卷如山是家常便饭，经常过着"5+2"、“白加黑”的日子。自己出来后很少加班，更让他开心的是每周可以两次去健身房。学弟紧追不放，问他做法官时难道就不去健身房吗?王洛苦笑着回答道：当时也想去啊，但一没钱二没时间。

辞职后，对王洛震撼最大的事情发生在2016年秋天，一个知名企业邀请王洛和他的同事给一个商业合作项目做法律顾问。在这个项目上，王洛民商法博士学识和曾从事多年法官工作的积累彻底派上了用场，项目结束后，老总单独感谢王洛，认为王洛的法律评估帮他至少挽回了2个亿的损失。随后不久，老总又找到王洛，说自己准备成立一家高科技公司，注册资金3个亿，邀请王洛出任行政副总并负责企业的法律事务防范，年薪100万。“年薪100万，这在我做法官时想都不敢想!”王洛说。近年来司法系统不时有人辞去公职创业。王洛说，据他的观察，多数的人辞职后都做得不错，“也有失败者，我认为这应该和他自己做人有关。”

从办事员到“新农民”

今年28岁的龚永波是旬阳人。

龚永波是湖北巴东前县委书记陈行甲的粉丝。2017年2月他辞职公务员后许多人表示不理解。后来被人问急了，他就说：人家陈行甲县委书记都辞职不愿意干了，我一个小科员辞职算啥?

龚永波第一次向母亲提说自己想辞去公职时，被母亲一顿训斥：你看看现在多少人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面钻呢?你怎么还不知足。当时龚永波是石泉县一个乡镇的科员，这个职位让他的许多中学同学很是羡慕。

挨训后的龚永波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抑郁状态”，于是就请假去云南等地旅行。旅行归来，他发现自己已经从内心里开始对当时的工作没有了兴趣。

2012年大学毕业，最初他的目标不是就业，而是考研。但接连两次考研失败，龚永波参加了陕西省2014年度公务员考试。他说当初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给家人表明一个态度，证明自己不是那种胸无大志的人。

就这样，他被录取后分到石泉县某乡镇。用他的话说，成为一名公务员实属无心插柳。

到镇政府报名第一天，龚永波在自己的笔记本写了一句自勉：食国俸就得专心为民办事。

但工作不到半年，他发现自己陷入进了公文资料的海洋中。刚开始，他安慰自己说这毕竟是本职工作。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有一个问题：做这份工作与他的喜好、理想生活相去甚远。2017年2月，说服了父母和家人后，龚永波向领导递交了辞职报告。

“辞职报告”写得可谓文采斐然：最无情不过逝者如斯，从我步入乡镇那天竟匆匆已过三载春秋。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郎在各位领导和前辈同事们的帮助下日有所进年也有所长，学到的东西也必将受有终用……然，由于性格等原因，几年来本人始终觉得无法适应体制，工作中无法获得挑战之后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而立未至，一腔热血未凉，赤子之心仍常怀希冀与梦想。反复斟酌，前后思量，决定辞去公职……

带着行李离开乡镇，尚未回到旬阳老家，各种短信和微信接连而来。朋友们都问他：你辞职了干嘛?要不要我帮忙给你介绍工作?

对此他统一答复：我不投简历，也没有找下家，我和堂弟在老家成立了一个公司取名“山中肆”，只想做个“打柴人”，在老家圈上几亩田，种上甜杆儿，冬来酿壶甜酒，平日里给大家搜寻一些真品山货。你若感兴趣，闲暇时关注一下我们，我会全程直播辞职后的折腾经历……

看到他的回复，众朋友一起笑他：你就是个活宝。

小他三岁的堂弟龚永详大学毕业后在物流公司上班，对开发挖掘秦巴山区的山货特有想法，两人可谓一拍即合。

对于“山中肆”，龚永波解释说“肆”是集市的意思，“山中肆”就是山中的集市。他说，自己故乡秦巴山里不仅山清水秀，就连鸡鸭牛羊也是快乐的，大山里有许多绿色健康的好东西。但质朴的山里人不懂市场，经常是空握着一手好东西却找不到出路。他的“山中肆”要做的就是消除买卖双方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最终目的是做一个秦巴山山货电商平台，让山里人手中的好货能出得去，让城里人期望的绿色健康也能买得到。

按照龚永波和堂弟的规划，他们目前主要是在做电商平台、钻山串村搭建自己的客户网络。如果一切顺利，今年10月开始就会有营业收益。偶尔会有同学朋友问龚永波辞职真的不后悔吗，他回答说：我如今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有啥后悔的?

编辑：靳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