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宝鸡、渭南、西安等地采访的几天里，随处可以看到田间地头立着的“科技示范”的牌子，常常让人生出一种错觉：这里是杨凌？

　　理顺了科研教育资源的关系之后，杨凌示范区决定走出杨凌，“借盘盛菜”，开始探索一种“在政府推动下，以农业大学为依托，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

　　如果不是这次改革，赵政阳的生活会是另一个轨迹。现在，这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却在陕西省白水县建起了自己的苹果王国，几十人的团队，一年有200多天在果园子里和果农打交道。按照政策，他一天可以拿120块钱补助。

　　他更像一个庄园主，整整一上午带着记者连跑了几个乡的果园，“有一种满足感！”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和机制的真正改革是从杨凌起步的。”作为改革者，张光强对自己主政杨凌12年所做的探索如是评价，“杨凌在中国农业科技改革示范中的最大贡献，就是冲破了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体制的桎梏，闯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新路，国家财政部、科技部对这项探索给予了有力支持。”

　　张光强曾在访问美国时，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对美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进行了系统调研。

　　“美国有着世界最发达的农业，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贡献份额很高，”张光强说，“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的州农业推广站隶属于州立大学，站长由州立大学农学院院长兼任，从而把教学、科研和推广三者融为一体。”

　　而在我国，农业大学培养农业科研人才，科研单位出科研成果，省、县、乡三级农业推广服务体系负责推广。这个沿袭了几十年的“三驾马车”式农业科研和推广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拥有先进技术和成果的人没有推广的任务，而负责推广的人又没有技术和成果，两者处于分离状态。

　　“这阻碍了农业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迅速进入农业生产中。”张光强说。

　　杨凌借鉴并改良美国的模式，选择典型的产业区建立永久性的“产业示范试验站”，培训当地的农技人员和尖子户，然后由他们向下辅导，进行辐射带动。

　　“现在，我国的农业科研人员和农民的比例是1∶30000，农技推广人员太少，”张光强说，“所以，我们要把农技人员培养成专家的腿，让它呈几何裂变。”

　　2006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到陕西白水县建了一座苹果试验推广站，由赵政阳等学校的苹果育种、土壤、栽培、植保和农业经济专家组成一个团队，把苹果种植、加工、经销等需要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进行组装，由专家团队带到白水县，进行示范推广。

　　这种与当地政府合作，通过建试验示范基地的示范机制，使国内外的优良品种在杨凌以外大范围扩散，杨凌的科研成果和技术，也在开放中走出了杨凌，走向了全国。梁宏贤笑称，杨凌创造的是一种“章鱼模式”。

　　目前，杨凌已在全国16个省区建立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151个，引进、推广国内外良种1700多种，培训农民400多万人次，推广农业实用技术1000余项，推广农林作物良种2亿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00多平方公里，受益农民5000多万人，每年科技示范产生的效益超过60亿元。

　　科技部调研组几次调研之后，在报告中如是评价：杨凌是国家示范推广现代农业的先驱者，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先行一步的探索者。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一年时间连续三次到杨凌调研。他称赞杨凌的建设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模式，其进行的公益性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是国内最受农民欢迎的模式之一。

　　“一切才刚刚开始，我们拿出所有的耕地家当，正在建设一个现代农业示范园，”梁宏贤邀请记者两年后再来看，“看现代农业真正在杨凌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