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听了大家的发言可以发现，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只是一方强调“违法性”，另一方更强调“合理性”。老汉砸车的确是很偶然的一个事件，但在它背后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社会现实———随着机动车的增加，城市里路、人、车三者之间矛盾已经非常突出，这是根源所在。各位能否列举一下这些矛盾有哪些具体表现？

　　    吕宗儒(市民)：车多为害，这并非危言耸听。每天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总会看到、听到有关重大车辆交通事故的报道，有的画面和镜头惨不忍睹。我们身边的私家车越来越多，本不大的空地早中晚全被密密麻麻的小车占领，以至于倒垃圾也不得不绕车拐道，连新安放的体育器械活动起来也大受影响。前几天，我晚饭后下楼散步，看见两位车主为争一个车位而大打出手，实在令人汗颜。而在夜深人静，时不时就会从睡梦中被车辆的防盗器鸣叫声和晚归车辆的叫门喇叭声惊醒。说句有车人不爱听的话，车害日益严重，无时不在打扰着他人的生活、威胁着人们的安全。

　　    王建卫：人车矛盾，随着社会城市化发展必然会出现。我们西安市现在机动车已经达89万辆，1至6月份每天增加600辆。而我们的道路规划、道路发展状况，想必大家也清楚。这必然带来了一些不可调和的问题。咱们的法制进程、社会秩序环境，跟咱们的社会理想化要求，都是有差距的，这个是现实存在的问题。

　　    赵永强(西安市交警支队宣法处)：我来之前作了个统计，连续3天里，西安市的交通事故主要集中在行人被撞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有斑马线不走非要从马路上横穿过去，有不少情况是司机在路上走，忽然就从绿化带里窜出一个人，刹车都来不及了。交通安全其实跟每个人都很近，是我们每天都应该注意的一件事。

　　高瑾：“人车矛盾”日益突出，暴露了在城市规划和建设当中，对于过街天桥、人行横道以及红绿灯配置中存在的不科学性、不合理性的客观现实。交通的管制与公共交通设施的合理配置密切相关，一旦基础设施存在瑕疵，那么再好的管理制度都不可能发挥其良好的效果，而现实当中交警部门往往很难克服基础设施方面所存在的现实漏洞。

　　    郑军：在座的每一位，都应该知道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一个职业驾驶员，我开车有二十多年了，有人说，斑马线上只要站行人，机动车就必须让行，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是试问一下，放在中国这个混合交通的社会环境中，我的车要通过东大街、骡马市，如果见人就停，车还开不开？那么交警增加十倍，警力也不够用，关键是个自觉性，明明知道我可以让你，可是我让了你，交警的工作量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整个东大街交通都会瘫痪。还有，我过去学开车学了半年，现在甚至二十几天都毕业一期，这么多马路“杀手”，能不闯红灯吗？

　　    赵永强：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发展这么快，这些矛盾也是必然要经历的。现在社会上，一些我觉得很不好的东西，却在生活中成了气候，兰州老汉砸车为什么赢得一片叫好？原因就是迎合了不少人的情绪宣泄，这是个社会问题。人车矛盾说到根本就是要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识，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来寻求缓解。

　　    孙永宁(交警高新大队)：目前我们对于机动车的管理，可以说是非常成熟了，但对于非机动车辆与行人的管理，还处在一个摸索阶段。我原来在三大队，率先在西安搞了对行人开出罚单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倡导行人要有交通安全意识。但一个强烈的感受是：对车辆违章，我们可以在各方面进行约束，但对行人和非机动车，则缺少约束办法。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一些条例、规定都体现了关爱生命，保护弱势群体，出了事故也是机动车承担大部分责任，这本是以人为本的体现，但也在无形之中纵容了一些行人违章。

　　    耿民：大家所说交通安全意识、城市设施等原因确实存在，但这不是全部，还跟我们国家的执法质量与执法公平有关系。现在中国连续出了几起大的安全事故，飙车案等让老百姓提心吊胆，为什么接二连三地出现这么多重大的交通事故？这就牵涉到公平执法问题，比如有一些特权车，他们就会逃避责任，执法不公也是导致交通秩序混乱的一个原因。

　　主持人：想请大家谈一下你所了解的国外经验。先说一个小笑话：一个中国小伙在欧洲某国谈了个女朋友，俩人逛街遇上红灯，小伙子看没车就走了过去。绿灯亮起时，女友赶了上来说：“你连红灯都敢闯，我还有什么安全感？”于是跟他拜拜了。这位留学生回国后又谈了个中国女朋友，逛街时再遇上红灯，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停下来等红灯，他的女友却闯灯过去了，并且对他说：“你连红灯都不敢闯，还能有什么出息？”又拜拜了。这虽然是个笑话，里面却有值得反思的东西，是否说我们很多人缺乏对于规则的敬畏？

　　    严建设：说到外国的交通问题，在日本，有时候一两百人，虽然没有一辆车，行人都站那儿等红灯，指示灯一亮，他们过马路都是飞跑。这就是意识问题。另外，从重处罚也很重要，查到谁酒后驾驶，卖酒的也要处两年以下拘役、罚十万块钱。所以日本人不敢酒后驾驶，我在日本呆了十多天，大部分时间是自驾游，只见过一次堵车的情况，其他时候交通状况是非常好的。一次坐大巴车，在山区限速三十公里，路况非常好，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车，司机都一直控制在时速三十公里以下行驶。在日本呆的十多天里没见过一个交警，“协勤”也很少。大家都是自觉自愿地共同维护这个社会的交通秩序。

　　    孙永宁：我到香港去，看到即使没有车辆通过，人们也都站在路边等红灯，这跟社会风气、文化底蕴还有法律实施的效果等多方面原因有关。

　　    王建卫：日本从幼儿园就开始抓交通安全教育，从孩子一进学校，就进行模拟交通安全教育，就知道怎么走路，遇到什么灯就应该怎么办，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教育，而目前来说，我们是根本达不到这样标准的。

　　    赵永强：日本东京有280万辆机动车，西安80万辆，但是东京的交通秩序非常好，为什么当地的人车矛盾没有咱们这么突出？有人的素质因素，也有社会制度保障因素，比如说，它的公交就非常发达，地铁、轻轨、公共汽车；第二社会制度的完善，比如说，盖幢大楼必须给大楼里的人解决停车的问题。

　　    李琳(市民)：我觉得执法的面不够广，不光是人车之间的矛盾，人与人、车与车之间都有矛盾，大家都想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从法律上来说，法不责众，所以呼吁市民提高道德层面的意识，才能有一些良好的执法效果。

　　    郑军：要从小加强交通法规的教育，从幼儿园、小学就应该重视起来。人车矛盾，这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综合问题，不光是要靠执法部门、交通部门去解决，应该从全民的素质提高上着力。

　　    王华(交警)：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到执法力度不够的问题，我认为每个城市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跟每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成正比的，你要考虑他能否承受。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他一个月的工资，也许就一千多，一个红灯就罚他半个月的工资，他还怎么生活？人车矛盾，主要还是体现一个公民素质教育的问题，交通环境的维护是个复杂的事，包括交通设施的完善，比如过街天桥、地下通道，都牵扯到市政建设各个部门，不是交警一个部门所能实现的，就像我们西安交警支队一千多人，即使每天全部都上路，也不能保证不出事故。我觉得，在目前这种城市文明发展程度和机动车保有量增加的大环境下，交警的职责就是把交通秩序控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高瑾：社会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假如社会发展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这种发展是不值得提倡的。假如基础设施与各种配置达不到的话，等于是在马路上拿生命开玩笑，谁都有可能在车轮下丧命。发展也要有科学的发展观，不是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的，整个社会的秩序与保护的层面是有层次的。从人车矛盾上来说，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现在能做到的就是缓解这种矛盾，限制机动车数量就是手段之一。

　　    严建设：随着西安城市建设的发展，尤其地铁的开通，人车矛盾是可以逐步缓解的，我们应该持乐观的态度。日本即使在交通高峰期公交车座位都基本坐不满，地铁上的人挺多，可以说地铁承担了相当大的客流量。

　　    心情故事(网友)：人车矛盾，说到底就是人口、资源、社会、经济之间的矛盾，既然属于这样的矛盾，就是综合治理的一个范畴，这需要社会各部门齐心协力去做的一项工作。我们经常讲国情，什么是国情？跟外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国情，以人为本是最大的国情，咱们经常说发展阶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期啊，绕来绕去不管怎么讲，法律调节一定要跟得上，表现在立法与法规上，对行人和非机动车要努力找到一个很明晰的处理办法。

　　    高瑾：交警管理部门的工作可以适当引入群众参与，以便大家在公益活动当中受到启发和教育，进而影响其他的人群。老百姓对交通管理的积极参与常常会带给职能部门一些新的工作思路以及现实的新举措，这样既可以让老百姓的热情找到一个公共的平台，又可以使职能部门的具体措施落实得到积极的支持。

　　    我们的汽车时代刚刚开始，快速发展的矛盾、城市管理水平的矛盾、国民素质的矛盾等等，一下子都纠缠在一起，呈现出突出而深刻的“人车矛盾”。行人不守斑马线穿马路，司机骂；司机不守红绿灯，市民骂；开车的无序插队，互相骂；交警感觉力不从心，大家仍然怨气不少，好像还是骂———大家都在抱怨对方，而更有意义的应该是从各自的角度有所检讨。公共管理部门也如此，同样应该有所触动，做出反思，只有针对性地解决一点，城市文明才能往前进步一点，生活在当中的市民才能够更加舒心一点。面对日益尖锐的人车矛盾，拿这样一句话与每一位共勉——— “做好小事情，成就大国民”。再次谢谢各位的高见！

　　    论坛现场主持人毕诗成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田德政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