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过用一小笔资金从事天使投资，这是因为他看到美国科技创业公司有40%的投资来自天使投资。美国硅谷的创业模式是建立在一个信息流畅、人脉资源丰富的环境之下，“因为聪明人都认识聪明人，很开放，愿意分享信息，有Idea找一个VC，有人帮你牵线，你自己牵线，一下就拿到钱”。而“中国人相对比较不愿意分享信息，我有好的点子，我不告诉你，我认识好的人，我自己留着，我不介绍给你”。

　　不过李开复并不甘于做单纯的天使投资人，“可以说周鸿、雷军，或者邓锋在扮演这个角色，李开复加入这个行列。但是从三个天使变成四个天使，帮助不大。”他想，“能不能规模化天使？”

　　今年6月，李开复在住院的时候回想自己这一生，“哪些时代我最快乐？”得到的答案是“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创造Google中国的时候，还有就是创建微软研究院的时候，这两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于是他想到了做“一个公司是我永远在创造公司。”

　　两者结合，他决定做一个创新工场，批量制造创新公司。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行业是创新工场重点关注的项目。

　　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就像是一个科技公司和天使投资的混合体，他自己称其为“有组织的天使投资和创新产品”，在这个平台上，李开复的任务是“整合”，“我分别要来优化好的想法，好的创业者，好的工程师。”他说，一旦项目孵化成熟，创新工场将会对其投资，并且将整个团队剥离出公司，独立出来的公司可以接受风险投资走上市的道路，也可以被出售给其他公司。

　　这种模式可以充分发挥李开复在高科技项目上的管理经验，各种资源整合优势，正如他在谷歌所做的。不过这个看起来理想的模式目前看来也有着明显缺陷，例如提出项目的人最后未必是项目的主导者，这显然会伤害创业者的动力。还有，在创新工场平台上的创业者并不需要自己投资资金，相反，他们还能在创新工场里拿到一笔足够生活所需的工资，这样会不会导致创业者的潜力得不到足够的激发？“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李开复回答，“我觉得可以让他出钱，但是我觉得要看个人的经济状况。”创新工场的模式还有很多盲点，李开复并非没有看到，“我也可以考虑，但是这是未来的，现在什么都考虑的话，我就没有时间做事情了，其实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理解一个道理，你不可能一网打尽。”他说。

　　这些问题并不真正值得担心，商业模式的调整空间很大。最大的麻烦其实在于，李开复这个模范职业经理人，能够在自己创业时找到狼性，有足够“狠”劲吗？

　　“节省、拼命工作，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狠。”李开复回答。他举例说，当初在买创新工场域名时，对方开价2600美元，就是这个看起来完全可以接受的数字，李开复最后硬是把价格砍到了1000美元。公司的办公场地也是他自己去谈判。“我找回了我的激情。”他说，“过去的一个星期左右，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但是我一点都不累。”

　　接下来，他用一长串排比句展示了自己“狠”的一面，“我能不能把表现不好的人Fire(开除)掉？毫无疑问，过去我也可以。我能不能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去欺负竞争对手？这个我不能。我能不能比较本土化的去做事情？我绝对可以。我会不会拼命工作，然后要求员工也拼命工作？我会。我会不会拍桌子骂人？我不会。但是我会不会用很严格的标准去告诉员工，你如果达不到这个，会有严重的后果？这个我会。”

　　曾经创业过的唐骏，这样看李开复的创业大敌，“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中国不缺市场，中国不缺人才，但是中国就是缺真的可能把握市场机遇的这些人。”

　　自己买域名、自己租场地、亲自给工程师买盒饭，李开复从来没有挺起身段摆谱，但他能像中国的创业者敏锐发现、野蛮生长吗？

　　“其实我们的赌注就是我能看得清楚那些工程师、创业者和想法，然后我能把他们撮合在一起，这个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我的。”他说，“同时我也承认那种过度野蛮，尤其下三滥的事情，可能是我比不上其他人的地方，我希望前者比后者远远更重要。”

　　不过他话锋一转，“我可能能做的那些野蛮的东西，超过你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