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公民权利意识蓬勃复苏。

　　这一年，湖北大学生孙志刚之死，敲击在每个中国人心上。孙志刚的死亡，使得收容遣送制度这一恶法浮出水面，并最终促成该制度的死亡。而在此事件中，北京大学的三位博士上书，要求启动违宪审查制度，则是另外一个扣人心弦的亮点。最终，因国务院主动废止了收容遣送办法，违宪审查制度失去了一个开启的机会。

　　在江平眼里，这正是法治理念形成的阶段。藉由一个个法律事件，法治的理念普及到每个公民的心目中。在重庆“最牛钉子户”的背后不管有多少是非，但那座在城市工地中孤悬的小楼，被认为象征了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西谚正合了孟子的“无恒产者无恒心”的私人产权意识。

　　正是一个个与法有关的事件，让人们关注法律。法律第一次和大众的生活如此贴近。它的进步，开始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心中关于公平与正义的价值观，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幸福感。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指出，到2010年，将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事实上，今天，在各个领域，都已有法可依。

　　几年前，江平为中国政法大学写下“法治天下”四个字。如今，这四个字矗立在校园，那些年轻的法律学子，可以看到一个老人的法治中国梦。

　　江平教授1930年出生于大连，祖籍宁波。1951年留学莫斯科大学攻读法律，1956年回国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江平教授从教四十余载，影响了整个中国法学界，乃至中国的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

　　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任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记者：您明年就80岁了。如果从莫斯科大学开始，作为一个法律人，到今天也快60年了。

　　江平：我1956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虽然是学法律出身的，但实际上很长时间没有从事法律工作。从1957年划成右派，此后22年没有从事法律工作。不过从1978年开始至今，我算是一个中国法治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记者：也有强烈的命运感吧？

　　江平：是啊，如果脱离了政治，法律其实没有意义，过去我们叫政法学院，把法律完全捆绑在政治上，这是不对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脱离了政治的法律，是纯法律，并没有和这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说过，要变人治为法治。领导的讲话、批示，如果在法治范围呢，很好；但如果超越或违反了宪法和法律，那就是人治了。所以，在中国，人治与法治有时就只一步之遥，在这边是法治，在那边就是人治。而人治曾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呀！

　　记者：法治的表现是什么？

　　江平：事实上，依法治国不仅是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体现依法治国的理念。依法治国的理念是保障人的权利，宪法中规定的人民的权利能得到充分保障，民主得到保障。

　　记者：您把新中国60年的法治分为4个阶段，认为现在是法治理念主义建设的阶段？

　　江平：至少是说现在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在宪法中已明确提出要建设法治国家这个理念。这和过去不一样了。

　　谈法律现状光有法律很难解决“潜规则”

　　记者：公平、公正、法律至上的原则，有时会受到现实的嘲弄。一些地方的法院声誉并不好，一个案件进入程序之后，人们习惯于开始去寻找关系。

　　江平：中国社会一个普遍现象，首先是找关系，不管是什么状况，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打官司也好，这东西和法治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中国要实现法治社会，改变“关系”这样一种人际规则，需要克服的东西太多了。这更加说明光有法律很难解决社会的潜规则。因为社会的潜规则以关系为荣，而法律以规则解决问题。

　　法律打折扣的现象很严重，还有一个原因，中国这么大，法律能否规定全国一刀切，按照某条法律来做呢？以我们熟悉的物权法来说，是最头疼的问题，小产权的房子是违法了，但怎么办呢？有些地方强行拆除了，有些地方则先这样放着，保护老百姓财产的利益。我们发现法律遇到了一个问题，本来土地是很复杂的问题，但从法律上来说，按一个办法来做，就不通。尤其是在执法的过程中，任意性太大了。

　　记者：在这60年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法治事件有哪些？

　　江平：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是影响深远的案件，从根本上促进了中国法治的前进。此事件之后，3个博士上书人大要求审查收容审查办法。这个事件很大的推动了宪法审查制度，促使我们思考，国务院的法令违法了怎么办？

　　记者：在这60年中，法治理念的进步往往依托于一些大的事件。

　　江平：中国的法治进步既有自下而上，也有自上而下。孙志刚事件中自下而上的力量起到很大作用。中国法治既有前进，又有倒退。进步是曲折的，这个曲折给中国法治建设带来的损害应该估计到。

　　记者：物权法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江平：最大的意义是对私人权利、私人财产的充分肯定。宣示了私人财产和国家财产处于同等的保护地位。

　　我想，至少说明一条，如果一个国家，老百姓没有私人财产，他就没有恒心，没有对这个国家经济制度的信心。所以检验一个政权是否巩固，要看他是否真心地从法律上保护应有的私有财产。物权法就表示了这样一个决心。

　　记者：您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江平：最大的愿望还是为中国的法治进步起到一点作用，我出了一本书，书名是《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呐喊有启蒙意识，呐喊能引起社会的关注。

　　一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个案，因其本身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从而可能改变公共政策，影响公众法治观念，引发立法和司法变革。

　　案情：2002年，延安市一对夫妻在出租房内看黄碟，派出所强行带走丈夫，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和妨碍执行公务罪”对其处以拘留、罚款。舆论对此一片谴责声。当地公安机关后来再次以涉嫌妨碍公务对丈夫刑事拘留。在社会各界同声谴责下，当事人遭羁押四个月后无罪释放，获赔经济损失2.9万多元；涉及此事的派出所长被撤职，另有两名涉案民警分别作调离和辞退处理。

　　上榜点评：该案可以视为公权力与私权利对峙过程中的一个极端反映。它的价值在于，提醒全社会关注一个曾经被忽略的问题——公权干涉私权的限度，也为解决此类冲突提供了借鉴。

　　案情：2003年3月，湖北大学生孙志刚毕业后在广州某公司工作，一天晚上在返回出租屋路上遭当地派出所检查身份证、暂住证，孙因未带相关证件且与执法人员争执被送到收容遣送站，孙当晚被其他收容人员殴打致死。此事被媒体报道后，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国务院顺应民意当机立断，事发三个月后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21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寿终正寝。

　　上榜点评：从此，“公民的人身自由不能不经审判就被剥夺”的观念深入人心。

　　案情：2007年3月初，网上各大论坛开始流传一个帖子，题目是《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帖子的内容是一张图片：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重庆网友将其命名为“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当年3月16日,《物权法》高票通过,并于10月1日正式实施。“史上最牛钉子户”的适时出现,促进了物权法的普及。

　　上榜点评：政府应当怎样处理私权与发展间的矛盾，私人财产应怎样受到尊重？将此事件上升为捍卫公民私权的丰碑绝不为过。

　　案情：2006年4月的一天，许霆在广州一银行ATM机取款。因机器故障，许霆实取1000元，ATM机却只在卡里扣划1元。此后一天内，许霆故意从这台ATM机内先后取出17.5万元。2008年3月，该案经广州市中院重审后公开宣判。法院认定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但是情节比较轻微，所以收回一审无期徒刑的判决，改判有期徒刑5年。

　　上榜点评：重审判决更能体现法治与人文的内在统一。民意和司法并没有极端化的对立，法律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民意的失败，民意的胜利也不是法律的挫折。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