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市靖边县镇靖乡中心学校的历史，比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九年制学校的历史长得多。

　　地处靖边县城南8公里处的这所学校，始建于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当时叫崇正书院。1920年，改称中山小学，是靖边县的第一所完全小学。1942年，诗人李季曾在这里当过几年语文教师。2004年，港人邵逸夫捐助20万港币，把砖木结构的教学楼改建成砖混的，改名为镇靖逸夫学校。

　　现在，这所占地22亩的学校有131名学生。校长赵立忠说，这在全乡撤并剩下的4所学校里，是人数最多的。

　　镇靖乡中心学校所在的镇靖乡学区，1997年有13所学校，2005年总共有3300多名学生，现在4所学校有490人。镇靖乡人口1.3万，在外面上学的有上百人。

　　赵立忠不敢保证自己的这百十号学生，不到外面去读书。面对生源流失的普遍现象，他的对策是“从幼儿抓起”。

　　过去，农村不太重视幼儿教育，很少听说谁把孩子送进幼儿园。陕西创建教育强县的有关规定中，明确要求每个乡镇必须建幼儿园。但现实是学前教育发展缓慢，入园率偏低。靖边县农村目前仅有公办、民办幼儿园11所，大多数建设标准低、容量较小，还有11个乡镇没有幼儿园。

　　这项工作本来只是在筹办中，赵立忠觉得速度得加快。因为现实是农民也开始重视幼儿教育，而县城已经有不少民办幼儿园每天用车到乡下接送幼儿，幼儿园的费用还不低，一年得3000元。

　　赵立忠说，如果这些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在城里，到上小学时肯定不会回乡村了。也就是说，农村的学前教育如果跟不上，将来的生源问题就更难解决。所以，办一所乡村幼儿园，就是从“幼苗”开始培养生源。赵立忠认为这是从根子上解决生源短缺的问题。

　　“到别的地方招几个娃娃过来，那不是长远的办法，还会流失。如果能把学前教育搞好，真说不定会是增加农村学校生源的一道曙光。”赵立忠仿佛很有信心。

　　靖边县镇靖乡学区校长李锦禄给乡上打了报告，涉及到资金以及滑梯、幼儿玩具等各种设备，还需要接送幼儿的专车，专业教师也很重要。而就算是把乡村幼儿园办起来，还会有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差距的老问题。

　　赵立忠打比方说，以前就有这种情况，两个娃，一个在城里幼儿园，一个在乡下幼儿园。家长说，我把娃放到乡下幼儿园，你不就是看护了一会就回来了嘛，啥都不会，你看人家城里幼儿园的娃，让唱歌就唱歌，让跳舞就跳舞，咱这啥都不会，我为啥放你那儿呢。

　　但乡村幼儿园还是得办。现在义务教育遇到一个向上延伸还是向下延伸的问题，曾经长期担任陕西省教育厅领导职务的屈应超说，这就是义务教育扩大到高中还是学前的问题，目前两种观点都有。

　　赵立忠从农村教育现状分析认为，恐怕是向下延伸要好些。“就像树，从根子上培养，明年还能发芽长成苗苗，有苗就不愁长”。

　　48岁的李张强最早在延安农村教书，后来干了六七年个体，1998年办起这所民办学校，先后投了70万元。当时榆林还没有民办学校，李张强也不讳言，最初办学是“想在这个上头挣钱呢”，但一度他都快支撑不下去了。

　　民办学校跟公办的没法比，西峰学校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学场地，10多年来挪了4个地方，都是平房，连教学楼都没有。现在学校所在地榆林市保宁西路，原来是个建筑公司放建材的大仓库，李张强把仓库隔开，安上门窗、黑板，就成教室了；而操场凹凸不平，连基本的硬化都没做到。就这么个条件简陋的学校，却生存了下来。

　　李张强心里很清楚，一所民办学校能坚持下来靠的是什么。

　　按说，一般公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都实行了“两免一补”，谁还会来收费学校上学呢？西峰学校经物价部门审批的收费标准是小学每生每学期380元、中学600元。学费并不低，但这并不影响生源，目前西峰学校有1070名学生，最多时学生近1500人，其中95%%是进城打工者的子弟。

　　说到底，李张强是在一种夹缝中生存：农村学生跟随家长进城，公办学校一个班七八十个人，怎么能挤进去？只有上收费的学校，而这学校的教学质量还得比较好才行。西峰学校今年120名初中生，54人考上高中，10来人进了榆林一中、榆林中学、实验中学等重点学校。

　　得到家长和学生认可的教学质量，是学校能办下去的唯一“法宝”。李张强常常给聘来的教师说，咱得凭良心搞教育，收人家家长的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撞钟就要撞响。有的教师敬业精神不高、业务能力差一些，李张强准备解聘。这与一些乡村学校生源短缺、只想怎么生存、忽视教学质量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

　　在抓教学质量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上，榆林市府谷县孤山镇九年制学校校长郝林忠也有同感。

　　2003年，郝林忠到距府谷县城17公里的孤山镇任学区校长。当时，孤山镇学校的教学质量正在走下坡路，下滑很厉害，不少学生转学，每学期都有，老师很着急，有人建议校长“扣住学生的档案”。

　　2003年，孤山镇学校从全榆林排名的第12名升到第7名。现在中考升学率是榆林第一，去年达到81.1%%，今年是89%%。结果，连续几年，学生又从县城等地的学校转回到孤山镇，出现所谓的“倒流”现象，去年一次就有60多人。现在全校有小学生420人、初中生680人。

　　郝林忠说，要不是因为教学质量提高，位于县城和府谷开发区之间、经济并不发达的孤山镇学校，早在布局调整中被“调整”没了。学校不但没被挤垮，反倒是初中部的宿舍现在住不下学生了，这成了他的头疼事。

　　但即便再头疼，郝林忠内心还是喜悦的。他认为，当教育质量得以提升，师资、设备软硬件形成优质资源，这时的教育投入就进入了良性循环，学校就会“动起来、乐起来、美起来”。

　　这时，不管学校是处于城市还是乡村，生源乃至生存就不会是个问题。

　　可惜，像孤山镇学校这样的乡村学校例子似乎不多见。更多的从乡村走出的打工者，还是要到处给孩子找一个好学校。

　　32岁的吴晓亮是合阳县黑池镇太定村人，她到延安市吴起县打工11年了，几年前在吴起开发区开了一家铁蛋鸡汤刀削面馆。她10岁的女儿当年在吴起上小学一年级，借读费每学期300元不说，问题是一个班七八十个娃，老师根本照顾不过来。用小吴的话说，“谁给老师送东西，谁坐到前面”，她娃靠边靠后，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学习自然很吃力，渐渐跟不上了。

　　小吴说：“咱出来打工挣钱，哪怕转手把钱给老师交了补课费都行”，只要把教学质量搞好。但到了2007年，她给女儿把学转回了老家太定小学。

　　小吴的老家太定村1800人，小学生有200多人，也在搞撤点并校，但一至三年级的教学点还没撤，四年级以上都到乡中心小学上学。

　　好在学校还没撤。小吴把娃带出来一圈，最后还是回到老家的乡村学校。像小吴这样的现在不是少数。农村生源似乎因此偶有回升。这反过来提醒正在加快布局调整的教育部门工作人员：撤并学校不能不考虑这些变化中的因素。

　　在有关方面看来，商洛市山阳县的布局调整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可山阳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永东不这么认为。1997年，李永东从基层调任副局长，那时全县有近1000所学校，现在自然消失和主动撤点，只剩下了不到一半。李永东说：“要说咱校点撤并慢，是跟有些地方比。要是从历史上看，跟咱自己比，力度已经很大了。”

　　李永东分析，可能有关方面在做布局调整的编制计划时，是在关中等地做的调研，是否对陕南地理因素造成学校分散的现状考虑得不够。关中人口居住相对密集，一所学校的服务半径比较小，但服务人群很多，而陕南山区恰恰相反。

　　所以撤并学校不敢搞“一刀切”。山阳县经过6年布局调整，“一师一校”还有184所。看上去进展似乎确实缓慢，但这些学校分布在大山深处，周围只有一二十户人家。如果把这里的学校撤掉，可能会有一些孩子因为路远和经济状况而面临失学，这是布局调整必须避免的。

　　陕西省教育厅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原副主任、创强专家组组长柳谋认为，这就需要加快城镇化建设，不能硬性撤并。

　　而上面也要求小学撤点稳步化，保证入学率。安康市宁陕县教育局局长蒋军的办法是，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做法，有些一次撤并到位，有些先从高年级逐步撤，对于家长一时不同意撤并的学校，暂时保留，等条件成熟了再撤并。

　　商洛市山阳县板岩镇中心学校校长陈清林在基层工作多年，深知其难：“有的教学点不设不行，不能一下全撤了，撤了娃娃没地方上学。年纪太小，住校不行。”

　　靖边县镇靖乡中心学校校长赵立忠说，有的娃娃跟着打工的家长进城，遇到城里班额大，老师顾不过来，孩子学习吃力，又返回农村学校。今年他们学校就一次转回来4个。“如果把学校撤了，这些孩子去哪儿读书？”

　　延川县文安驿镇中心学校校长高杰有个想法：希望进城上学的学生，尽快返乡回到乡村学校来。但他又觉得这不可能，如果农村一直是这样的教育条件，“我的娃娃我也不会让他回来”。

　　高杰现在也没心思抓教学质量。他的工作几乎每天都是应付各种检查，学校在公路边上，哪一级检查也漏不了。要么就是楼房又漏水了，跑到镇上、县上要点钱修补一下。还有冬天眼看到了，看从哪儿能赊一车炭来，给学生们烧暖气用。而安全更重要，不能出问题。现在是安全第一，教学质量退而求其次了。

　　“娃娃不出事，就是烧高香了。”高杰说着，又担心起那些在城镇里新建的学校，将来会不会也像他的学校现在这样，“没娃娃了咋办？”

　　说到底，惠红升、刘文彪、赵立忠、陈清林、高杰，这些基层的教师，内心其实都希望快些把农村教育搞上去：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增强农村学校的吸引力，以此留住农村学生。

　　这一天，能不能早些到来？

　　“招来一个算一个，能招来七八个娃娃就不错啦。要是能来10个娃娃，就算大丰收啦。”

　　——榆林市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九年制学校校长张建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