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竟敢为“黑社会”辩护？你要自绝于人民么？重庆打黑审判中，当75岁的赵长青等律师为“红顶商人”黎强辩护时，立即引起了部分民意的强烈反弹。有网民甚至称这些律师是“黑社会的狗头军师”。

　　据报道，赵长青辩称公诉机关对黎强“组织领导黑社会”的指控证据不足。理由也并不复杂，“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而不是犯罪的组织。不能说这个公司犯了罪，把这些行为加起来，他就是黑社会”。

　　“黑”需要打，而且也不是现在才要打，这个道理妇孺皆知。事实上，作为一个远程旁观此次审判的普通公民，对于诸如操纵上访、制造群体性事件、给政府施压等事实，我也想不到这些与“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有什么必然联系。与此相反，若无其他犯罪事实与证据，上述行为仍不过是一种权利诉求，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与政府博弈的社会组织就是黑社会组织。否则，宪法岂不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

　　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为什么堂堂几位辩护律师，竟被反对者诬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一个常识是，且不论黎强是否真的“涉黑”，但作为一位站在被告席上的公民，他是完全有权利自我辩护和被辩护的。一方面，他已经被剥夺了部分自由，无法亲自调查取证，需要专业律师为其辩护；另一方面，从逻辑上说，倘使一个人只因为“罪大恶极”而失去被辩护的权利，实则是将每位社会成员都置于某种危险之中。

　　法律必须保卫社会。显然，相对控诉权的进攻性而言，辩护权充其量只是一种防御权。它不为实现针对某个疑犯之偏袒，而是为了保卫社会之整体性防御。亦如赵长青所言：“判错一个人的危害比抓不到一个罪犯更严重。之所以在刑事案件中允许被告聘请律师，既是保证其公民权利，也是一种对公权力可能出现疏忽的制衡。”

　　法官必须独立断案，否则将形同虚设；同样，律师办案也不应该受到官意与民意的干扰。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微茨曾经打过一个有趣的比方：“有时你得提醒公众，在刑事案件诉讼中被告辩护律师并没有犯罪，正像产科医生自己并没有生孩子一样，犯罪的只是他们的委托人。”更何况，他们的委托人又何尝都是罪犯呢？

　　倘使我们承认相较警察权、检察权与审判权而言，辩护权只是一种权利而非权力，就不难发现网民对辩护律师的狙击用错了方向——— 民意纠正的本该是权力的运行，而非权利的行使。关于前者，与中国制定“律师伪证罪”不同的是，各国刑法一般都有律师刑事责任豁免的规定，包括律师对他在法庭辩论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

　　又见“民愤极大”，审判没有开始似乎就结束了。这样的场面难免让人想起封闭年代在广场上受刑的人民公敌。然而，今日中国正在走向开放社会，开放社会只有公民，而没有人民公敌。因此，法之正义必须从广场回到法庭。(原载于11月13日《东方早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