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推移，1998年因企业原因，望瑞玲办理了内退手续。这一年，元元顺利考入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当时望瑞玲的内退工资每月只有215元，好在元元上了大学可以申请助学贷款，这笔钱加上自己再打点零工，供上高中的儿子念书，生活还算对付得过去。到了2000年，也就是儿子杨顺顺也考入武大后，望瑞玲搬到了武大，与元元住到了一起。

　　“女儿和儿子都在一个学校上学，那时在学校吃饭花费太大，为了省钱，我就跟女儿住在了一起，女儿宿舍是7个人，一张两尺两寸宽的床我和女儿挤了一个月，后来学校知道了，我就住到了学校的一间值班室，住了很长时间。”“我在女儿宿舍里住的时候，每天都把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白天就在学校里卖卤蛋、豆干、藕片什么的，儿子的宿舍只有4个人，地方大，到了中午、下午，我就在他的宿舍给两个孩子做饭。”望瑞玲说，那个时候和宿舍里的同学关系都很好，虽然学校不允许她卖小吃、在宿舍里做饭，但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都默许了。到后来，她还卖起了米酒、小百货，每天可以挣一二十元，基本上解决了两个孩子在消费不菲的大学里的生活费用。而在这期间，元元也是帮着母亲忙这忙那，还兼职家教。大学4年里，担任团支部书记的她，由于表现突出，还先后获得过学校的甲等和乙等奖学金。可以说，元元是在用她的刻苦努力为自己赢得生活权利，为母亲减轻肩上的负担。

　　由于勤奋好学，2002年——就是在元元毕业那一年，她考上了北大法律硕士研究生，但由于没有钱，这次宝贵的机会最终被放弃。2004年，望瑞玲所在的工厂要搬迁至宜昌市，35000元的安置费用，又难倒了一家人，最后，望瑞玲原来住的房子被拆。无奈，家人只好租住在外，直到今年9月12日，元元到上海海事大学读研，才退房搬了过来。

　　2002年，元元从武汉大学毕业。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武汉现代英语培训中心任培训教师。

　　整整两年时间里，元元都在这家培训中心做英语教师，到了2004年8月，由于工资原因，她放弃了工作。当时她的工资不到1000元，而这在武汉，属于较低的薪水。随后，在当年9月，她到武汉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担任客户代表，但干了一年，又辞职了。此次辞职，望瑞玲的解释是元元拉不来客户，工作不挣钱。

　　两次失败的经历，让元元郁闷了很长时间，终于在2007年的时候，她与6位昔日的同学联系起来办起了一份情感杂志，而作为出资，元元把自己辛苦攒下的几千元钱投了进去。由于缺乏媒体经验以及对市场的准确判断，在经历了最初的激情创业之后，创办的杂志便偃旗息鼓。

　　从这以后，元元决心考研改变境遇。2009年4月26日，经过刻苦补习，她终于考取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兴奋的她，一回到家就与母亲拥抱在一起。

　　2004年，元元的弟弟考取北大读博后，她便与母亲生活在一起，随着母亲日渐衰老，元元自觉担负起了家中的一切。考虑到今年已58岁的母亲没人照顾，鉴于在武大时所受的“善待”，元元便决定带母亲一起来读研。就她的举动，有人分析认为，元元读研只有两年，把母亲带到学校，仅仅是一个过渡，因为弟弟次年就能毕业工作，到时候杨母就可以被弟弟接过去照顾。

　　可是来到上海以后，一切却并非想像的那么顺利。

　　望瑞玲说，她住进上海海事大学24号楼506宿舍后，与同舍女生相处很好，每天一大早她就出门到校园里转悠，有时到湖边坐坐，有时就坐在球场边织毛衣，并不妨碍谁。后来，这名女宿友得知有4位研究生因考上公务员不来念了，空着几个单间，便打算搬到朝阳面的514宿舍去。

　　“10月12日，这个女生搬过去就后悔了，因为我把房子里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她说过去以后那个房间脏得很，没人收拾。”望瑞玲解释，之所以那个女生要搬走，并非是因为她住在女儿宿舍的缘故，而且这位女生还“天天到这里(506宿舍)来玩”。

　　但学校不这么认为，校方指出，学生家长不允许留宿学生宿舍，而杨元元之举，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学校的管理制度。

　　杨元元带着母亲上学，学校知道后曾给了杨元元一些提醒，她也根据辅导员吴志毅的提议，给学校写了一封申请，希望学校鉴于其家庭的“特殊情况”，能为母亲提供一张床位和一份工作。但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发生了意外。11月26日，也就在杨元元进校的两个多月之后，她在宿舍的卫生间里自缢。

　　对于女儿的死，望瑞玲称，这都是因为校方不断逼迫她离开女儿宿舍导致孩子精神极度低落所致。对此，学校予以否认。那么，在杨元元死前的几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又是什么令她骤然采取异常惨烈的方式结束生命呢？“我们在11月中旬就开始找房子，大冷天里，这地方又很偏僻，房子不好找，11月20日晚上的时候，值班的一个女宿管员就来很厉害地对杨元元说，明天早上8点，你一定要把你妈的东西搬走，永远不要来了。”杨元元的亲属说，当时元元也很气愤，还回了几句嘴。无奈之下，21日8时前，望瑞玲离开宿舍，当天她就在离学校较远的双港宾馆花100元住了一宿；22日，她又到学校的电影院坐了一晚上——她所说的电影院实际上是学校礼堂，她称由于以前常去，与看管的一位工作人员较熟，所以才在晚上11时以后，被允许在里面坐了一夜，虽然是在礼堂里面，但还是很冷。到了23日晚上，房子终于租到了，却是毛坯房，里面什么也没有，当晚母女俩就把铺盖铺到地上，睡到半夜，便被杨元元“冷死了、冷死了”的喊声弄醒。听女儿喊着要去找学校住回宿舍去，她便劝女儿，结果两人谁都没再睡着。24日晚上，尽管依然很冷，杨元元还是陪母亲睡在了出租房的地板上。

　　在21日到25日的5天里，除去两天假期，周一周二元元都有课，但没有去上，望瑞玲劝女儿去上课，女儿却说“上课没意思”。周三，元元没有课，她与母亲在学校食堂买了些馒头和咸菜，回到出租房里吃饭。望瑞玲回忆说，杨元元告诉她很后悔当初上大学时没报考师范专业，要是报了师范专业，现在工资高而且稳定。由于杨元元屡次愧疚地说没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觉得很对不起母亲多年来的辛劳，这些话让望瑞玲感觉女儿似乎情绪上有些反常。

　　而更让望瑞玲担心的是，有一天元元还跟她说起在培训中心当老师时班上有一名15岁初三女学生自杀的事，当时女儿还说，“她们家那么有钱，怎么也自杀了。”言语中流露出了“活着没意思”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