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辉文

　　12日凌晨4时许，湖南省安化县高明乡阴山排村村民刘爱兵用鸟铳、砍刀和放火烧屋等手段泄愤，致同村12人被害身亡，另有2人重伤。

　　在开展相关善后工作的同时，对于这样一起乡村悲剧和偶发血案，人们也开始了反思。这样的反思，不可谓不重要，但是笔者以为，比这些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转型期乡村治理的思考。

　　从乡村政治和乡村民主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最为灵验的是致富带头人模式，而现在的乡村治理和村级选举也不外乎是这种模式的延伸。这一模式由致富带头人在经济领域领跑希望发轫，最后大多变成了由“带头大哥”对于乡村政治的控制。许多带头人从一开始就忽视乡村民主和乡村文明的建设，再加上在村级换届选举中赢者通吃模式给这些 “带头大哥”奠定的权力绝对化优势，使乡村带头人个人觉悟、个人修为俨然成了村民最可依赖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带头人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新式“土皇帝”;而村民阶层亦日渐分化。曾经的乡里乡亲更是在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同时，又因为民主、文明等普世价值输入的迟滞，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乡村的沉沦。

　　在沉沦的乡村，一旦贿选和强权取代了乡村政治，冷漠和冲突就可能取代乡村文明，而田园诗般的乡村画卷亦将不复存在。对于传统乡村社会的缅怀，对于日渐隔膜邻里关系的失望，对于不可仰赖的乡村政治的怀疑，对于个人和家庭前景的灰心，这也许是刘爱兵式悲剧发生的内在诱因。至于外出打工谋生受挫村民心理的疏导，乡村利益公平的调解，这些杜绝乡村隐患的缓释措施，也因为乡村带头人只顾自己闷声发财，早已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当传统的亲情纽带、宗族观念日渐脆弱，而乡村政治、乡村民主日渐荒漠化时，山村血案频发之类，也可能是偶然背后的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