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海英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日前发布了《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这份报告的主报告认为，“保留户籍、总量控制、放宽条件、逐步推进”地解决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方式应该是城市政府所能接受的办法。(9月22日《新京报》)

　　这个报告特别提出要控制农民工在城市的落户总量，引起了很多网友反感。网友反感的主因是，这样的建议不利于农民工权益保障。众所周知，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受户籍限制所享受的待遇与城市户籍人口有很大差距。控制农民工落户，是在农民工伤口上撒盐。

　　其实，这份报告所说的“控制农民工落户总量”，是一句多余的废话。根本不用有关机构花费成本提这样的建议，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这么做的。比如北京规定，在京工作的外地农民工，获得市级表彰，并具有高级技工、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被评为全国劳模三类条件之一者，才可以落户。设置的种种门槛就是用来控制农民工落户的。每年落户北京的农民工屈指可数。

　　在农民工落户城镇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广东，截至9月16日，全省农民工在城镇入户已超过3万人。看起来广东格外关照农民工，但有两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一是必须通过积分来落户，积分制设置了比较高的门槛;二是落户城镇的农民工都必须是广东人。也就是说，一向开放而包容的广东在控制农民工落户的态度上没有多大改变。

　　在搜索网站输入关键词“农民工落户”或“农民工入户”，跳入眼帘的基本是广东和北京的新闻，这也许意味着其他地方控制农民工落户的门槛更高，甚至根本没有给农民工落户的机会，折射出某些地方歧视农民工的程度更严重。作为一国公民，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落户，这对农民工而言是多么的不公。

　　无论是各地实行农民工落户控制策略，还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建议控制农民工落户总量，其实就一个原因，城市的承载力有限、政府财力有限。但这一理由难以服人，城市利用农民工廉价劳动力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该回报农民工时却以财力有限为借口，试问，农民工为城市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城市没有财力为农民工落户买单，却为何有财力公款消费?

　　在我看来，作为一份发展报告，一方面要有前瞻性，不要再重复一些城市管理者已有的想法和做法，这种重复就是啰嗦。另一方面，报告要坚持公平原则，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经济发展，公平和公正都是强大的发展动力，现有的户籍制度无疑背离了公平，岂能保留目前城乡户籍制度?

　　如果一份报告中“啰嗦”农民工落户总量控制，我以为就会给某些地方政府某种暗示——— 放慢户籍改革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