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城市化之路？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容许小城镇发育？向来存在争论。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最近公开建议，废除“重点发展小城镇”这种不符合我国城市化规律的方针。

　　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城市化之路？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容许小城镇发育？向来存在争论。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最近公开建议，废除“重点发展小城镇”这种不符合我国城市化规律的方针。

　　其实，过去十几年来的城市化，基本上就是奉行大城市化方针。传统的大城市迅速膨胀，比如，北京就从三环迅速地膨胀为六环；而诸多地级市所在城市，也迅速从中小型城市膨胀为大城市。只是到了去年底，才有高层把“城市化”说法改为“城镇化”，略微突出了小城镇的地位。与此同时，浙江、广东、山东等地也都提出强镇设想，希望建立县辖市(镇级市)。

　　杨伟民则提出，“重点发展小城镇”不符合我国城市化规律和方针。但从语义上说，“规律”和“方针”可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城市化是人类最重要的文明现象之一，自有人类时起，就伴随着城市化过程。而城市的形成，不外乎两种途径：权力建造与自发形成。前者为城，后者为市。现代城市大体上是从后者发展而来的，而所有这类城市，无一不是从小城镇发展而来。

　　这并不难理解，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成人。伟大的伦敦、纽约，当年也不过是小城镇。其实，当年也许同时存在很多功能上与纽约接近的小城镇在相互竞争。纽约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资源不断集中于此，它发展成为大城市。这样伟大的城市是一个自然的生长过程的结果。

　　这就是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如果要正确地认识城市的性质，认识城市的结构，认识城市的治理模式，就需要观察两百年前的纽约。凡此种种，在两百年后的纽约反而被遮蔽了。比如，自发形成的城市的治理模式必然是自治的，随着人口膨胀、地域扩大，自治的难度会同步上升。一旦城市规模膨胀到一定程度，自治就几乎难以维持，城市治理将迅速官僚化。而这，绝非城市治理的标准形态。

　　不幸的是，中国当代城市化开始之际，显然存在严重的后发劣势陷阱：决策者们看到的是国际大都市，这类城市的壮观、现代化让他们极为震撼。在他们眼里，只有国际化大城市化才算城市，他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城市的性质、正常的结构和标准的治理模式。在他们主导下，城市化就是大城市化，甚至是国际化大都市。2005年的一则信息说，全国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

　　因此，如果说过去十几年来，中国有什么城市化方针的话，那就是无可置疑的“大城市化”。杨伟民先生废除“重点发展小城镇”方针的说法不知从何说起。事实上，这样的方针在中国简直是必然的：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由政府强力主导的，政府掌握着所有重要资源的分配权。政府当然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把资源集中于自己驻在的城市，如此，每一个政府都想建立中心城市化，这样的中心城市一定会被政府建造成为大城市、超大城市。

　　在这样的行政权力主导的大城市化方针下，自发生长的小城镇被完全忽视，不，更糟糕，其正常发育遭到行政体制的全面压制。举例来说，在几乎所有地方，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现代工商业的发育催生了诸多人口、资源集中的居民聚居区，他们已经具有城市的“质料”，却无法具有城市的“形式”：他们不能成为建制市，而依然被当做农业地区管理。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这样的城镇对于那些愿意过城市生活的居民缺乏足够吸引力。于是，在民众眼里，只有大城市才算真正的城市。专家、学者、官员们很欣喜，因为，民众的选择就证明了发展大城市的战略是正确的。

　　其实，这是倒果为因。完全是因为现有体制压制了小城镇的自然发展，让他们不能像城市，才让大城市看起来像城市。其实，如果没有体制的压制，小城镇本来也完全可以像城市。杨伟民先生似乎也正是把体制扭曲的城市化过程之结果，当成了城市化的规律来坚守。

　　我不想争论小城镇、大城市在生活形态上、社会上、经济上谁好谁坏。我想说的是，城市从来是一个文明现象，城市化的主角是人民，他们自愿地集中就启动了城市化过程。这样的城市化是自然的城市化，自发性构成城市化的基本属性。这样的城市必然是好的城市，而这样的城市化必然是从小城镇起步的。某些条件合适的城镇，可能发展成为大城市。

　　也就是说，如果真正地理解了城市化的过程，那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小城镇化才是城市化的主体，大城市才是城市化的补充。而且，大城市也应当是城市化过程自发展开的产物。错把大城市化当成城市化，等于要求孕妇生出一个身强力壮的成人。这样的成人，不是神怪，就是死胎。（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