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家的恐惧：拆迁中的“软暴力”
县城今年第一家被强制拆迁的邹国宏家现在只剩一堆横七竖八的废墟，堆在河边的原址，他家正是从老县城向新城区过渡的地段，同样是地块狭窄的县城黄金地段。
县里准备建设的戏台“二黄台”，这里的宜黄戏声腔古老，是县里决定发展的文化牌，建设方同样是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可是邹家房子就堵在河边的路口，按照拆迁办公室的裁决，必拆，否则连建筑材料都运不进去。
在拆钟家前一个月，8月10日，邹国宏家被强制拆迁。那天也是县城的大事，因为事先已经张扬出去，邹家的邻居告诉我们，当天足有上百名围观者。邹家的儿子、媳妇上了二层楼，把房门锁上，儿子拿出了打火机和汽油站在窗口，而家里的妇女们则朝楼下来强拆的人身上泼开水，不知道是开水用完了还是怎么的，僵持局面在围观者们正有点厌倦的时候被打破，本来是预防起火的消防队很迅猛地用云梯爬上了二楼，消防队员一手就把邹家儿子手里的打火机弄飞了，一袋汽油也掉在楼下。 于是邹家的几个人迅速被控制起来，东西转眼被185人组成的庞大队伍搬空，拆迁的推土机转眼而至，整个房子在4分21秒内成为瓦砾堆。邻居的手机上清晰地录下了全部过程，他家的房子紧挨邹家，之所以如此关心此事，是因为害怕邹家拆完轮到他家。他告诉我们，县城里的强制拆迁名单上，他排在第三号。
围观的几百人中，有钟家的老三如奎，如奎告诉我们，他看了非常害怕，浑身发抖。他知道，自己家在面临和邹家一样局面的时候，肯定也是如此结果。不过，他特地回家告诉母亲，千万不能自焚，生命重要。母亲阴沉着脸说，他们太欺负人了，要是这么欺负钟家，她只能一死。
邹家和邻近数家为什么被强制拆迁？很简单，就是和县投资发展公司怎么也谈不拢价格。投资公司说此地将建设防洪堤等基础设施。可是被拆迁者并不相信，他们觉得，此地将作为沿河地块卖给开发商，政府将赚大钱。可是将赚大钱的政府，现在却只肯按照2007年住宅费用的标准来补偿他们，理由是拆迁决定是2007年定下的，现在的房价因素不考虑在内。
不过这只是明面上我们看到的，拆迁办公室的人向我们解释，事实上，邹家拿到的补偿数目不算低，因为在明的补偿条款之外，县政府还有暗补偿，尤其是针对钉子户的暗箱操作，可是不能拿出来说，因为还有前面拆迁的人家盯在那里。和邹家的纠纷，算来算去只有几万元的差距，可就是谈不成，县里于是下了强制拆迁的决定。
我们无法找到邹家人，短短几天，钟家的自焚事件促成了他家的谈判成功，邹国洪的电话始终由他的领导接听。
暗补偿在钟家存在吗？钟如翠告诉我们，她们不懂明的暗的，投资公司和房管局的人轮番上门，给他们几项条件，是给三套安置房，邻近地区的一块田，全家13口人的低保，还有房子装修款的一点补偿。在他们看来，这些条件，明确地是欺负他家。如翠解释，安置房在哪里还看不见影子，而给的那块田，是一块水田，做地基有很大问题。他们所要求的，是在家对面的马路边上置换一块地，给他家重新盖房，因为紧挨自己家的加油站就是如此处理的。
但是在县政府拆迁办公室的人看来，
这属于典型的不可能：“那里的土地怎么能随便给他们？加油站有别的条件，而且，别人是城镇户口。”所谓别的条件，据我们了解，就是加油站是顶着外商投资的名义去和政府谈判的，加油站老板的叔叔在台湾，加上他在本城还有别的企业，算是本城大户。
钟家怎么能和这样的人家相比？这种观念在县里的人心目中普遍存在，唯独钟家人不这么想，他们觉得，既然是拆迁，就得公平对待。
在县政府拆迁办的人看来，给钟家的条件已经比先前邻近地区拆迁的人家丰厚多了，明补暗补都存在，像13个人的低保就是暗箱操作，条件甚至已经到顶了。县里的人爱算账，一项项算给我们听，安置房值多少，那块地如果盖房值多少，包括偷偷给钟家上的低保折算成多少，装修款又多给了多少，足足有100万元左右。他们愤愤不平地说：“可是他们还不知足。”
钟如奎告诉我们，为什么想在马路对面的空地上建房：“我们也不想多占地，只要等面积换就可以了。附近地面值钱，全县人都知道，商铺价格现在是1平方米9000元，我们家现在光一楼面积就接近200平方米，按照道理，远超过政府给我们的补偿，这点账谁算不出来？”
双方差距之大，一开始就不太能调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对我们愤怒地说：“就是不知足，从前他们住的地方，不过是县里的贫民窟。”可是，钟家人明确地看到，现在自己家的房产所在区域，已经是核心区域，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些尚未成型的补偿，尤其是安置房等没看见的东西。
宜黄县政府说的安置房就在钟家附近，目前还是一片空地，尽管政府工作人员解释说会和钟家签订18个建好房的协议，可是钟家还是不愿意。因为有前车之鉴。
钟家对面的区域，本来是县轻工综合厂的地块，2007年被政府拆迁，住在那里的13户职工家的房子也被推倒，当年的会计黄春英现在街上的一家餐馆洗盘子。她说自己上访已经3年多了，就是愤恨于自己家的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被强拆，被安置到了一个40平方米的小房。因为控诉自己的遭遇已经很多回了，黄春英在对我们叙述时，很平静。
只有到了那间简陋的安置房，头发已经花白的她才悲从中来。安置房和从前的房子只有几公里距离。我们跟随黄春英走在山路上，才意识到，这几公里在狭窄的宜黄县意味着什么，从前的地块现在是宜黄的商品房新区，每平方米能卖到2600元左右的价格。而安置房则要翻山而过，位于山对面一片小坡地上，12家联成一排的平房，简陋的灰砖，不少人家新搭建了厕所，越发零乱。一个典型的新贫民窟。
2007年12月，黄春英她们当时正在北京上访，觉得县政府拍卖他们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给房地产商很不合相关规定，可是回家时候，房子已经被强制拆迁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员工回忆，大家坐在房子门口不肯走，铲车就从后面铲起，一时间四面八方全是铲车，因为是集体财产，大家就不像钟家那么能拼命，所以拆迁顺利结束。
只有黄春英不服，历年一直在上访，给她的安置房也拒绝居住，政府给她暂时租了几间房，她就一直住着不走。除了她们几个，宜黄县还有另外几起的拆迁上访者找到了我们，有的是房子已经被拆的，却没有好安置；有的是刚被下达了拆迁通知，条件都没有去谈的，不信任弥漫在县城里——地块的升值潜力谁都看得见，被拆迁者最不愿意面对的是，凭什么这个利益只能政府独享，何况在谈判中还有种种不公平存在。
不信任，委屈，愤怒，对自己家房子价值的期待，种种想法在钟家最后形成了一股劲，为了自己家的财产，在邹家被拆后，平时一向安静无事的钟家转了性，7个孩子陆续回到宜黄，准备拼死一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