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军医大学副教授，陕西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张卫红

　　主持人：你觉得这个时代有什么重要特点吗?

　　张卫红：这个时期大家都在研讨怎么会出现这次危机呢，大家会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紧缩，金融的监管也会更加严格，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所以国际市场包括欧美市场，它会有一些紧缩，进口我们国家的东西会越来越少，然后它为了保持国内就业，也会用一些贸易保护手段，比如增加关税等，所以我们面临的不但是市场减少，而且一些壁垒越来越严格，还有一点，由于他们为了刺激经济，他们有可能会采取一种比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它的利率非常低，很多国际热钱就会流向新兴国家，比如像我们中国。

　　主持人：关于战略提升与变革管理你是如何理解的?

　　张卫红：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们的研究成果恰恰就是分析一种摩擦理论，这种摩擦理论的很多层面上，它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存在一种奇怪的现象，有的时候是找不到工作，有的时候是公司招不到人，他们在这个方面建立了模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授给了这一方面，如果我们现在的公司他很关注人力资源，那么他就会需要更多的政策或者制度来配合，据我所知，还有很多企业并不是很关注人力资源，他们可能关注的是利润或者是其它方面，这些就更需要把人力资源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在它的战略上摆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上，只有这样公司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

　　主持人：其实在早上的嘉宾发言中，我听到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它就是人口红利优势在中国逐渐消失，那么什么是人口红利?

　　张卫红：所谓人口红利就是由于人口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机遇，因为我们知道人口它就意味这需求，所以在这个供给比较过剩的时代，人口多就成了一种优势，所以为什么说中国的潜力这么大?因为中国的人口多。

　　主持人：就是劳动密集型。

　　张卫红：因为你的人口要消费，这样的话就会带来市场，所以人口多就非常珍贵，因此有的人认为印度的人口体系再过若干年会超过中国，他的理论也是印度有人口优势，尤其他的人口都是年轻人居多，对于这一点，人口是一把双刃剑，当然他可以带来一些需求，同时他也会带来压力，比如就业，因此不能说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就认为他一定会有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红利为什么优势不在了呢?这有两个原因：一、中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因此就需要年轻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年轻人的压力就更大。二、我们国家的用工成本在上升，由于中国经历了3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现在进入了工人社会，工人的薪水和他平等的意识都在增加，因此我们要求加薪呀，还有社会保险的缴纳也在逐渐的规范，这样的话，企业的用工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原来低成本的用工将会成为一种历史，不可能再有，所以就说我们的人口红利优势正在慢慢减少。

　　主持人：我们再回到后危机时代的这个话题上，你觉得中国经济方面面临哪些问题?

　　张卫红：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是中国经济其实主要受到美国经济的影响，为什么呢?尽管现在我们说，世界上说了算的国家是G20，所以我们要开G20峰会。美国由于它是货币的铸造国，它的美元又是储备货币，又是支付货币，所以美国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我想在今后的一些年里会面临以下几个特点：一、面临出口锐减，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危机它的市场会越来越疲软，他们的需求减少了，你的出口也就会明显减少，我们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出口减少以后，我们就得指望投资和消费，投资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过剩状态，我们的四万亿绝大部分都在投资领域，那么我们就只能靠消费，也就是内需来拉动我们的经济。二、美国量化的宽松政策，所谓量化宽松就是印钞，印钞以后显然它就不值钱了，也就意味着人民币更值钱，我们的出口更是雪上加霜，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出口企业的利润率只有2-3%，如果我们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话，很多企业就会倒闭，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三、我们国家将会面临长期的物价上涨压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很多大宗商品，比如说石油，还有矿石，至少一半以上都是依靠进口，而美元的贬值，就会造成大宗商品的升值，这样的话，由于大宗商品所带来的涨价压力，传导机制，所以我们国家就会面临着一定的物价上涨的压力。四、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它将会持续进行，比如我们的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的调整将会面临两大方面的压力：1、由于我们国内的成本，劳动用工，生产要素的成本上升，造成用工成本上升，造成企业运转的成本上升;2、人民币汇率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还有一个国内市场的萎缩，以及由于美国和欧盟对我们中国高技术出口的人为限制，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升级换代，结构调整非常艰难，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去做。五、资产泡沫的控制形式非常严峻，由于实体经济不是很好做，所以，大家都有把经济投入到资本市场的出入，因此我们股市热钱就会比较少，就会有一定的延伸，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国际热钱的推高，主要是这五个方面。

　　主持人：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对策来应对后危机时代呢?

　　张卫红：因为我们国家在宏观面上，我们要保持三架马车的均衡发展，在出口减少的情况下，我们要拉动内需，而我们的城镇化又是拉动内需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使很多城镇，或者城市规模扩大，这样的话，有利于开拓国内的需求市场。

　　主持人：你刚才说到城镇化，城镇化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劳动用工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张卫红：劳动用工的特点，从我们国家来看，它在今后的一些年里，都将面临这劳动力供给是相对过剩，因为就拿陕西来说，每年大概有九十万到一百万的劳动力过剩，等于这些人是安排不了工作的，这里面包括一部分是大学生就业，还有一些中学生，比如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就业，另外一个就是农民工进城的岗位，我们陕西每年有不到一百万的缺口，由于这样的供求矛盾，供大于求，就会给很多企业带来一些可乘之机，他就会忽略对于用工，工人一些权益的保障，比如它的社会保险，缴纳不及时，甚至出现一些欠薪的现象。二、劳动者他也具备了不同的特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为了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我们以前采取了教育产业化，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这个方向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们国家能不能消化掉这些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出来以后面临的问题是没有那么多适合他们的岗位，有很多岗位又是他们不愿意参加的，你比如说有些服务业，他都上了大学，他为什么要参加服务业呢，比如说饭店的服务员。

　　主持人：跟他的学历不符?

　　张卫红：所以这就是结构上的矛盾，还有一部分就是农民工，我们说一代农民工已经成了意识，现在农民工二代他有一些新的特点，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农民工二代一方面他的平等意识，个人权益意识在增加，所以他不是以原来的生存为目的，而是以平等为目的，因此就造成了，他就会在薪资的要求上，在待遇上，比如说社会保障上他有新的要求，不像一代农民工为了生存，我们说好打发，现在他们就不太容易接受一些不太平等的条件。同时，由于我们劳动保险法的推出，劳动用工的越来越规范，但是这也造成了用工成本越来越大，一个是工资的增加，另外一个企业承担了很多的费用，缴纳了很多费用，这样的话，企业就会面临着用工的风险，比如说如何分散这种用工成本，如何实行灵活用工，比如我采取租赁或者派遣，也就是说，我不养那么多人，如何实现这个，企业就会越来越多的与人力资源搞好，比如易才集团，这样搞外包的人力资源公司走。

　　主持人：刚才你在谈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也关注到一点，工人(我们统称为工人)对他的权益也是有所要求的，我们也知道《社会保险法》明年即将在在全国推行，请您分析一下该法律的社会关注点?

　　张卫红：《社会保险法》是一项非常全的法律，它主要覆盖五个领域，九个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城镇居民它也有养老和医疗，对农村居民也有养老和医疗，这样的话，一共是九个方面，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在这个范畴之内，这是一点。第二、它实行的是统一征收和强制征收，如果你企业没有缴纳，他就要采取1-3倍的罚款(应缴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