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也许没想到，由他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会成为年后中国互联网世界中最为重要的事件。这场解救行动，由于借助了微博这一最为迅速的传播方式，使得解救被拐儿童与乞讨儿童一事获得了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其实，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也一直在行动。迄今为止，公安部共启动了5次全国范围的打拐专项行动。仅2009年4月发动的第五次行动，就破获拐卖妇女案件 6574起，拐卖儿童案件4595起，打掉2757个犯罪团伙，解救被拐卖儿童6785人、妇女11839人。同时，公安部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打拐DNA 信息库，加强了解救被拐儿童的高科技手段，从而解决幼年被拐卖的儿童无法通过相貌辨认的难题。

　　尽管公安部行动有力、成果显著，但必须承认，其社会影响力并不够大——打拐的过程与成果在地方公安部门之间展示，却很少被全社会关注。相反，这次由微博发起的行动，在总体成果上可能无法与前者媲美，但在社会影响力上却远甚于那些专项打拐活动，社会对被拐卖儿童的境况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视：不仅微博，纸质媒体、电视媒体等等都参与到了这场寻亲的行动中。

　　为什么一个由民间社会自发的行动会受到这么大的关注？不可否认，发起人于建嵘先生的威望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此次活动由一个普通网友发起，没有诸多明星参与，那么社会关注力度就不会这么大。但仅将功劳归于发起人的身份也不全面，在我们看来，微博打拐最重要的成功因素就是，通过手机提供线索，打拐的准入门槛得以降低，打拐不再是一项只有专业人士参与的活动，凡有心人皆可成为参与者。在以往公安部发起的专项行动中，由于精力或者技能等因素的限制，社会有心人只能是旁观者，媒体的作用也仅限于报道，而家属也只能被动等待消息。

　　我们注意到，目前有关讨论绝大多数都集中于如何完善微博参与行动的机制、如何保护儿童的利益等问题。我们承认，这些讨论有意义，但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为什么由民间自发的、看起来不起眼的微博打拐行动会受到众多的关注？政府和民间能够从这个活动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这个问题可能是这次微博行动最大的收获，而不仅限于解救了多少儿童。如果此种经验得以总结，那么其不仅适用于寻找失散的亲人，同时还可以推广到反扒、防治污染、反交通违章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治理中。

　　此次微博打拐，至少有两个经验值得重视。首先是要降低活动参与的门槛。在这场由微博发起的打拐活动中，凡是有心人皆可参与到这场活动中来，一张照片、一条短信皆可成为打拐的有效线索，提供打拐线索再也无需专门通过公安机关的报案、笔录等程序。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程序不重要。只是对非专业的社会热心人士而言，程序的完备就意味着提高了爱心的成本，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社会公众的参与热情：很少有人会在上班途中为一个可疑的被拐卖儿童专门跑到公安机关；但是对于拍下并发送照片之类几乎不增加额外成本的活动，大家则并不排斥，甚至会为此而得到更多的满足感，从而更加愿意参与公共事务。

　　其次是信息需要可交流、可验证。此前公安部门发起的打拐活动中，所有信息单向汇总到公安机关。这样固然有助于公安机关甄别信息，但却不利于社会公众对这些信息的鉴别和利用。此次行动中，任何主体都可以通过一个平台来获得所需的信息，从而便利了打拐者，也激励了信息提供者，使获得和利用信息的成本更低。当然，此次活动因为选择平台的全开放性也带来了对儿童权益保护的担忧。

　　我们相信，降低做善事的成本和提供可供交流和验证的信息，类似形式可以推广到公共治理的各个领域中。如果在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领域中都能有这样一种机制安排，能激励每个社会成员参与其中并贡献信息，那么目前看来很难解决的问题就会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