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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掉一套房供孩子留学
即使学业没有太大进展，能开拓一下视野，闯一闯，也是有价值的
今年只有18岁的左清已在英国待了三年了。三年前，他刚在西安一所出国留学语言培训机构上课时，还多少有些不适应。
“上课的有外教，还有本地老师，但都说英语，刚去就不太适应。”左清的家在西高新，父母都是公务员，说起培训的日子，这位已在英国利物浦一所大学念书的青年，露出清澈的笑容。
左清的父亲一直很在意孩子的学习，但他发现，从小学到初一，孩子的独立性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柔弱。“很小时候，孩子就自己吃饭，自己下楼梯，什么都要自己干，路上遇见好奇的事，也会主动去问一问，可上了小学以后，一不遂意就哭，想要什么东西，连基本的争抢都没有，更不要说责任感了，扭扭捏捏，有时候见了都想踢他。”
而左清的母亲认为，孩子之所以会有这些倾向，不是孩子自己的错，而是环境的问题。因为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小学，整个教育环境都是以占绝大多数的女老师营造的，尤其是幼儿园，清一色女老师的比比皆是。
“而女老师总喜欢安静、不捣蛋、乖的孩子，整齐划一的授课环境，往往传染给孩子自己却无法觉察。”
“当然也不能单纯埋怨哪一所学校，毕竟现在教育现实如此。”左清的母亲以前做过高校老师，通过她的观察，发现时下学校的很多班级，女生干部占了绝大多数，而成绩好的也是女生居多——“现行的考试模式都是‘求同’，追求统一答案、统一结果，给男孩发展的空间太小，尤其男孩子稍微有一点儿出格的举动，就会招来批评，久而久之，孩子就被压抑了，你看看，去年西安上北大的保送生里，有几个男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教育的本质应该是让男孩做回男孩，女孩做回女孩。”
出于不想让儿子埋没于现行教育之中，有着两套房子的左清夫妇决定卖掉一套房供孩子留学。虽然细算下来，从申请到留学毕业，得花七八十万元左右，但教育不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对于左清的父母而言，即使学业没有太大进展，能开拓一下视野，闯一闯，也是有价值的。
打零工减轻父母压力
孩子大了，他能想到我们的辛苦，我们也就知足了
具有语言天分的何广说，出国留学，完全是自己对自己的奖赏，父母亲所做的，更多的是鼓励。
何广今年23岁，2008年在西安某高校念到二年级时，考上了美国休斯顿的一所大学，因为可以申请奖学金，家里只出了一小部分学费就留学了。何广不无骄傲地说，自己很小就有语言天分，去哪个地方，就能很快学会当地方言，而英语，虽然成绩一直不错，但提高基本上是靠自学。自上初中，他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学习英语，听广播、看NBA，看原声电影……英语水平节节攀升。到美国后，他和法国、韩国的两名学生同宿舍，不长时间，他又学会了韩语和法语的简单交流。性格外向的他，去美国第二年，就当了学校学生会分会主席。
“我感觉留学生活还是很不错的，可以有车开，上课也比较自由，尤其是各个国家的人在一起，视野也比较广阔，唯一不好的就是，饭菜不可口。”
尽管他的留学费用与自费出国相比要少很多，但即使如此，何广也清楚地知道，父母亲为这些学费付出了多少辛劳。“起初那两年，每年至少十二三万元的生活费、学费，我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是个会计，全年总收入还不到十万块钱，你说他们累不累？”好在从第二学期末，何广就开始在外打零工，以减少父母的压力。
何广的父母觉得，这些年能撑下来，一是靠以前的积蓄——毕竟是为孩子；二是做兼职，何广的母亲不仅在单位干，还为多家小公司兼职做会计，虽然兼职工资不高，但每月加起来，还算可观，而何广的父亲是电焊工，孩子上大学时，他很少主动加班，可为了解决孩子出国的费用，几年来都是主动要求加班，但两人即使再累，心里却心甘情愿：“孩子大了，他能想到我们的辛苦，我们也就知足了。”
外国留学生在西安——
生活来源靠打工奖学金
没听说有人靠家里拿钱留学
当比拉尔出现在西安高新一路闪烁的霓虹灯下时，时间刚好是晚7时59分。老远他便打着招呼，似乎老朋友一般，显得非常热情。
“你很准时啊！”“你—不—也—一—样—吗？”眼窝深陷、眉毛漆黑的比拉尔操着还算标准的普通话，伸过手来。
倘若不是在夜晚，这位走在街头的法国青年或许会赢得很多女性的回头率。而眼下，他则略显疲惫。他打着手势解释说，下午爬山去了，太累了，本来洗了澡要睡的，忽然想起这个约会。由于他说得很“努力”，且时不时要掺入几句英语，于是谈话就有种莫名的乐趣了。
同比拉尔一样，很多外国留学生来到古城西安不长时间，便很快适应了这里的一切。他们爱吃羊肉泡馍，喜欢川味的盖浇饭，没事了泡德福巷里的咖啡馆，逛书院门里的玉器店，说起西安回民街里的小吃，更是一套一套……
可即便如此，这些来自不同国家、肤色不同、装束不同的老外们，在人们眼里，依然是陌生的人群——即使他们中有人已经会在菜市场讨价还价，会用本地话骂上几句粗话。其生活来源基本靠打工和奖学金，采访中没听说有人靠家里拿钱留学的。
省钱、挣钱只是生活的一面
比拉尔今年25岁，个头不高，去年7月，他从法国来到西安某高校学习化学，同来的还有阿拉伯以及非洲一些国家的青年。每月奖学金只有1000元出头，再偶尔做个兼职，生活并不太紧张。比拉尔和班上的两位同学合租了高新区的一处住房，房间三室两厅，虽然只有一百多平米，却功能齐全。这样，在比拉尔看来，在西方国家几乎是最大开支的房租就能减下来很多。
“房子是学校的老师联系的，才一千多块钱，我们合租每个人就几百块钱，很便宜，还有热水。”比拉尔说，和他一起的一个是非洲人，一个是阿拉伯人，经过一年的合租，他现在的阿拉伯语似乎说得比中文还要有“成绩”。
他们的房子非常干净，无论卧室还是卫生间，都简单、洁净，与国内某些年轻人合租的房子相比，真有霄壤之别。比拉尔说，刚来的时候，他一个人住的是一室一厅，由于负担重，便找人合租了。他觉得大家生活在一切，不仅可以交流见闻，还可以消除寂寞。
“大家都很知道节约，不会出现浪费电和水的问题。不像你们，人—走—了，房间还开着灯，水龙头拧不紧。”他平摊着两只手，表示不理解。
来自澳大利亚的沃尼萨也同样不理解这一点。沃尼萨的祖父是中国人，母亲是印尼人，也许是混血的原因，年过三十不施脂粉的她，依然呈现出特别清澈的美丽。她告诉记者，她一年前从日本来到中国教英语，在教的过程中，她喜欢上了中文，于是便放弃教书，专门来大学学习汉语，如今她已经认得400多个汉字了。
沃尼萨如今也和一位芬兰同学同租。“除非愿意说，我们都不会去打听（她）家庭和她自己的事情，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自由的空间很重要……”
像很多本分的中国人一样，如果不是来旅游，这些留学生似乎比正在迈向小康路上的中国人更懂得省钱，于是，合租便成为喜欢玩而又囊中羞涩的老外们的基本“悭钱高招”。
不过，很多留学生并非因为“钱”而“省钱”，在他们看来，省钱、挣钱固然是生活的一个方面，但运动和休闲，却是必不可少的。沃尼萨说，一年多来，除了上课，她偶尔也会和同学去客串一下外教，外教根据场所的不同（或私立学校或小的培训班），每小时可赚80元到130元不等。
沃尼萨说自己并不愿因为挣钱而浪费太多休闲时光，因此去得很少；同样，比拉尔也拒绝了这种诱惑，比起挣钱，他更喜欢没事的时候跟朋友郊游，在学校的运动场上打打篮球。
学习和玩两不误
“我在法国学过一段时间的中文，来这里学得更快了。”来自法属卢旺达的黑人女留学生马威利，是一个眼睛和牙齿雪亮的黑人姑娘。
即使是在咖啡馆交谈，自由自在的她还是愿意很慵懒地斜靠在沙发上说话。她比比拉尔还要年轻，丰满性感的嘴唇表达着她此时此刻的舒适和惬意。她对一年多来留学西安感到十分满足。“我是专门来西安学习中文的，我在这儿生活很好，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哈哈哈……”她笑着说，她最看不惯学校里的男孩女孩为什么学得那么累，整天也没有玩的时间，不像她学习和玩“一半对一半”。
马威利告诉记者，她每个月的奖学金在1700元左右，基本够用，这些钱除了吃饭租房，就是为了玩花掉了。她说，虽然不喜欢中国的电影，但很喜欢陕西的电视节目，尤其是一档名为“周末大家乐”的娱乐节目她非常爱看，“很搞笑，我的朋友还去当了一次嘉宾”。
她丝毫不掩饰她对西安德福巷的偏爱，只要没事，她总会打车奔向那里，然后与各色朋友一聊就是一整天。“也常去郊区、山上看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她说，在他们国家，人们对孩子热爱大自然的教育远胜于书本教育。
因此，在学与玩上，马威利觉得西安的学生太用功了、压力太大了，“也许你们（中国的学生）不用功不行，那么多人找工作，所以就要优秀一些，压力就大，而我们国家不一样，很容易找到工作”。
她认为西安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都学得太累了，为了上好的学校，很小的孩子都没玩的时间，“我们不存在择校的问题，如果人多学校少，我们就会花钱再盖一些学校，而且学校都是一样的，家长不用愁孩子的学习”。
她说，自己如果学会了中文，在法国将会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而且，由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较为完善，很多人都不愁工作，活得很悠闲，不像西安人看上去整天想着工作、发财什么的。她有些骄傲地说：“在我们国家，有些人即使没有工作，有时钱也会拿得比工作的人还多。”
外国人常说，没有来过西安，等于没有到过中国。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正涌向这座城市，他们或旅游观光、或学习工作，有些还干脆住了下来。
据统计，目前已经注册的常住老外就有6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留学生。
■ 本报记者 潘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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