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妙家人在家中扯出横幅。（资料片）

▲王辉（左）与张显（右）在办公室内商量案情。 本报记者 石念军 摄

▲张妙的儿子毛蛋夜里仍在寻找妈妈。本报记者 石念军 摄

　　很多人在等待着药家鑫案一审的最后一步———宣判。

　　一审开庭20天后的4月13日，受害人张妙的父亲张平选、丈夫王辉等人分别在被害人家属量刑意见书上签字。西安中级人民法院规定的最迟上交时间是次日16时，而他们的意见早就达成了一致：死刑，立即执行。

　　他们拒绝谅解药家鑫，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谅解会让“杀人者不偿命”。他们甚至拒绝民事赔偿，因为那是“带血的钱”，他们怕药家鑫会因为赔了钱而获得轻判。

　　虽然双方家人有过一次见面及道歉的经历，但这次见面却加深了张家对药家的“不信任”。他们认为冷漠的道歉是源于药家的“自信”，他们与药家压根儿就不是原告和被告的关系，而是穷人与富人的较量。

　　除了张家、药家，许多与此案无关的人也在猜测中等待———20多天还未宣判意味着什么？杀人者药家鑫到底会面临怎样的惩处？

　　于是，这桩事实清楚的简单刑事案件，在缺乏信任而又猜疑不断的公众舆论里，显得愈发迷离。

　　“不要赔偿，只要药家鑫死”

　　王辉说，“我不要药家的钱，他的钱已经沾满了血，拿我媳妇命换的钱我不要，你就是把药家的钱要来，等孩子长大知道后，会骂我不要脸。”而根据张家民事代理律师许涛的测算，他们原本可以诉求53万多元的民事赔偿

　　4月13日，案发已经过去5个多月了，丈夫王辉依然走不出妻子被杀的现实。不到3岁的儿子毛蛋，每到晚上就一宿一宿地哭个不停，“要妈妈”。从家具市场干了一天搬运工的王辉回到家，每每听到毛蛋这样哭泣，就会感到：“他妈灵魂又附体了。”

　　虽然过去了那么久，但亲人死于非命的伤害一直弥漫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王辉在妻子张妙遇害后很长时间不敢走上那条路，第一次去那里，是案发两个月以后，“突然想去看看。”

　　但随着案子的开庭审理，王辉满腹的愤怒一下子又提到了心头，以致于“在法庭上第一次看见药家鑫，我蹦起来就想上去揍他”。他对记者比划着，“桌子就那么高，要不是他们拉着，我一下就能蹦过去”。

　　“这就是一则事实清楚的故意杀人案。”药家鑫的辩护律师路钢告诉本报记者，“整个作案经过的审讯笔录一页多纸，手写的，四五百字。”受害人张妙家属法律援助律师许涛也证实了这一点，“情节很简单”。

　　事实上，这更应该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2010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市大学城翰林南路路段，驾驶红色克鲁兹轿车的药家鑫撞倒了骑电动车赶在回家路上的张妙。

　　根据后来警方公布的资料以及死者家属从法医处取得的死亡结论推断，张妙被撞倒后仅头部和下肢受了轻伤，如及时抢救，并不至于丧生。但令人发指的是，车主药家鑫不仅没有拨打电话施救，反而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她猛刺8刀……

　　药家鑫继续驾车逃逸，不久再次撞人被当场截获。药家鑫此时“平静地给父母打了电话”，打120将伤者送进医院。卷宗显示，次日，药家鑫回到学校上课，钢琴课上到一半离开。22日下午，西安市长安区交警传唤药家鑫调查，药家鑫否认了第一起车祸及杀人事件。10月23日，药家鑫投案，被认定为“自首”。

　　事实清楚、情节恶劣、影响极坏，药家鑫辩护律师路钢坦言，“(药家鑫)故意杀人罪是可以确定的。”

　　跟舆论的集中爆发一致，受害人家属对于药家鑫的仇恨在一审开庭之后，燃烧到了极点。4月13日傍晚，王辉反复向本报记者提出，“不看到药家鑫死，誓不罢休。”

　　他说，“我不要药家的钱，他的钱已经沾满了血，拿我媳妇命换的钱我不要，你就是把药家的钱要来，等孩子长大知道后，会骂我不要脸。”

　　虽然，根据张家民事代理律师许涛的测算，他们原本可以诉求53万多元的民事赔偿。

　　“如果不判药家鑫死刑，立即执行，我们将坚决上诉。”王辉和家人不相信司法会对弱势者有利，与药家相比，他们认为自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完全属于弱者———除了民意。他们的公民代理人张显告诉记者，“现在很多网友都要给我们捐款，我们不要带血的钱，我们必须让药家鑫死。”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张显，作为王辉所在村庄走出去的最高学问人，在今年春节期间偶遇王辉之后，主动介入了该案。虽然自己是工科出身，且对于法律也只是一知半解，但现在他是受害人家属方的主心骨。王辉及岳父等核心家属刚刚签字上交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告家属量刑意见书，正是由张显起草。

　　“对于民事赔偿，我们仅仅要求贵院将药家鑫名下的陕A419N0红色小轿车按照有关程序予以拍卖，以补偿被害人家属。”张显在原告家属量刑意见书里写着，“对于药家鑫父母任何以期获得从轻处罚药家鑫的赔偿，我们一概不予接受，并对这种行为和妄想表示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