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马九器

　　这一周，有两个人的故事，没有大片般铺天盖地的宣传与造势，却观者云集、声浪震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有他们的“传说”。这两个人，一个叫高晓松，一个叫夏俊峰。

　　高晓松早就暴得大名。才情霸气十足的高晓松，以清华工科的背景成功闯入艺术圈，当年以一首《同桌的你》勾起了无数人的校园怀旧情愫；家门背景同样显赫得令常人炫目，祖辈父辈莫不是学界声名远扬的重量级大腕；再加上电影导演、商人、评委的多重角色，还有那辆同样霸气十足的英菲尼迪座驾，这样强大的个人资本下出现风吹草动如果无人问津，那才真正是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何况他就像一头老虎突然闯入国人正集体围观的“醉驾入刑”禁区，高晓松只能从日常隐身的江湖之远无可奈何地站在公共领域的镁光灯下。但这不是全部，就像仅仅是名人并不是全部，使他一跃成为新闻头条的最大原因，在于最新的“醉驾入刑”制度公正经受名人精英“以身试法”。

　　夏俊峰名不见经传，不过一名普普通通的小摊贩，和同样普通的妻子为了生计而风雨奔波，浇灌孩子的绘画天赋是他们不辞辛劳的动力，他和高晓松仿佛完全两个世界的人，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他的全部，脸上刻满细密的皱纹、手上布满坚硬的老茧，他一出场，就勾勒出中国城市弱势群体的沧桑剪影。然而，他却有一天石破天惊，在与城管的争执中，捅死了两名城管人员，就在前几天，刚刚被二审判处死刑。没想到，大量网民为其“鸣冤求情”，以至于主审法官不得不出面解析。

　　高晓松一个人的醉驾经历，对个人而言，是对个人思维、行为选择、法律认识、事业道路的一次不小的撞击，可以称之为个人史上的重大事件。由于他身份的公共性，由于他所冒犯的法律的公共关注度，他个人的历史又是一项制度历史的活化石。这个制度看起来是简单的枯燥僵硬的关于“醉驾”的法律条文，可一旦嵌入社会现实中，就像种子埋在地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样，有血有肉有骨有筋有气有神——— 法的刚性、理性、公平性。于是，“高晓松”也就演化成一个符号。“高晓松”个人历史的一步，同时就转化为制度历史的一个脚印。在这个制度的脚印里，蕴含着民众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期待、对权贵公共人物的警觉、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欲求；也蕴含着司法如何在法律和民意中达到平衡、如何让冰冷的条文变成鲜活的规则、如何在不断闪烁的聚光灯下保持应有的独立姿态。

　　夏俊峰一个人的刺杀悲剧，几乎将要成为个人历史的终结。他和被刺死的两名城管素无瓜葛，本来都各自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夏俊峰有个十岁的儿子，被杀的城管张旭东有个与之年龄相仿的女儿，都是幸福的三口之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不断追求生活幸福的家庭。他们个人的历史本来可能就是平行线，或是不同空间的两条永不相交的线，然而，一种制度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确切地说，是将他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就是城管制度。城管制度的一面是下岗工人夏俊峰的谋生之路，城管制度的另一面是城管队员的职责所在，一个为生活而游走在管制的禁区边缘，一个为执法而巡查在制度的轨道，本来他们不应该是天然的猫鼠对战，本来谋生和执法之间应该有一个足够宽阔的缓冲地带——— 谋生和执法实现某种共生和谐的境界。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而且类似的悲剧不止一次地重复发生。夏俊峰个人的悲剧，引来了网民和舆论几乎一边倒的同情，同样受害的城管执法者却像蒸发一样，几乎消失在公众的话语和视野里，这些由个人构成的历史，成为了城管制度的一个深深的带血的脚印。

　　任何制度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法条律令，它们的血肉神气其实都融进每个人的个人历史中，就像高晓松的醉驾经历考验着“醉驾入刑”的生命价值，夏俊峰的个人悲剧折射着城管制度的红与黑。让制度的法令律条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向人间，从冰冷的白纸黑字变成温暖的无形正义之手，不是从宏大高蹈入手，而是从书写每一个人的历史开始，人，才是制度历史真正的全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