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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示范区政务大厦前广场，真正意义上专用于公务接待的面包车停放在专用车位，旁边的私家车同样承担着公务用途 本报记者 刘兢 摄
“公车自己花钱买，领导给下属当司机”，自1998年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公车改革以来，这种现象已并不新鲜。
在等待国家对公车改革具体措施出台的情况下，先行一步的杨凌人还有些许隐忧，不知自己的“小办法”是否有违国家尚在酝酿之中的“大政方针”？杨凌自创的“自购公助、私车公用”车改操作方式，印证着公车改革走货币补贴单轨制之路的可能性。践行了13年的杨凌车改，或将成为我国公车改革中可资借鉴的“杨凌模式”。
■车改方案
自购公助私车公用
1998年，全国各地纷纷扯起了公务用车改革的大旗，在此背景下，杨凌示范区管委会也着手酝酿车改。几经修改，最后形成了初步车改办法，并报请省政府批准，1998年8月同意将杨凌示范区公务用车改革作为全省一个试验田。
个人购车政府“租用”
1998年车改刚开始时，参与车改的干部全部购买的是“奥拓”车，结果后来到西安开会时，自己的奥拓车在进会场时往往会被保安误认为是出租车被拒之门外，加之车辆本身安全性有限，“奥拓时代”在2002年的第二次车改方案中宣告结束。
2002年开始的车改方案将基调定在了“自购公助、私车公用”上。当时能参加的对象是管委会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副处以上的公务员，管委会以不同的级别提供不同的贷款担保额度，干部可以结合自身实力考虑购买车型，价位、车型自定，车改后的车辆同时作为公务用车，管委会不再提供公务用车。每年向参加车改的同志发放相当于租车费用的交通补贴，主要用于支付部分购车贷款和日常行驶费用。
可是新问题在制度运行中又出现了。
因岗位调整，有些干部调离，此前享受的车改补贴待遇当即中止，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极个别干部在没有把车留下来的情况下，购车的贷款也不还了。这让贷款的担保人——杨凌示范区管委会陷入尴尬境地。
在随后的政策调整过程中，将“自购公助、私车公用”这一制度予以完善，规定由管委会提供购车贷款担保改为购车自行联系商业贷款，车型自主决定，购买啥档次的车结合自身实力考虑，这样一来，干部们在车型选择上更为多样了。
避免了超标配车问题
据了解，除了现在一部分享受车改的干部们依旧开着宝来外，干部们拥有的车辆也比较多样，如斯巴鲁、帕萨特、丰田RAV4等等。因为车是自购的，就不存在超标配车问题。
在对“公车”做了相对硬性的管理要求后，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刘仲山还说，管委会在车辆服务上，也尽可能做到细致。
刘仲山说，每年管委会都会对参加车改的干部们进行安全意识教育，去年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所有参加车改人员的“驾驶技能考试”。这个考试在管委会还是引起了不小震动。虽然都是有驾照的人，多年后统一重回考场上再练练，有考官在旁边提醒，对个人的驾驶技能也有了提升。
不但如此，管委会还联系汽车修理厂每年都对参加车改的车辆进行“免费体检”，以保证车辆有个正常安全的运行状态。对驾驶技能不能达到要求的干部，车改方案也提出了采用租车的办法，但是费用也是定量的，超出部分自付。这种管理和服务相互完善的车改方案一直沿用至今。
■车改效果
13年节约财政资金3000多万
2011年5月14日下午4时许，来西安参加完一个会议后，杨凌示范区管委会的李局长走出会场，振作了一下精神，来到自己车跟前，因为接下来，他还有将近2个小时的车程要赶。与别人不同的是，他要自己驱车赶回杨凌示范区。
而和他一同走出会场的别的市的领导，则是站在会场门口，等着自己的司机将车开到自己跟前，然后坐进车内，扬长而去。
杨凌示范区管委会秘书长杨芳乾说，在杨凌，只要是参加了车改的干部，是不会有后者一样的待遇。自己就是自己的专职司机，甚至有时候还是下属的司机。
开自己车想办法节约
在杨凌采访过程中，记者听到一个段子：西安的收费停车场，停车后工作人员会问：要不要票？要票3元，不要票2元。在开车前往西安办事的杨凌管委会干部中，就很有可能只支付2元钱停车费而不要票的。
段子的可靠性还有待考证。可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刘仲山介绍称，“自购公助、私车公用”的车改制度，让参加车改的干部得到定量的交通补贴，超出的部分自己支付。在给工作带来方便的同时，多少还是要考虑成本。
因为车是自己的，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大家都会特别爱惜，虽然同样是承担着公事、私事等任务量，但是作为自己的车，干部在使用过程中还是很爱惜的。刘仲山说，自己的“宝来1.6”购买于2002年，至今已经快10年了，但保养的还是很不错的。与一般使用了10年的公车相比，看起来还是要新一些。
刘仲山说，更有趣的是，杨凌管委会一些参加了车改的干部有时会一起“拼车”。有些家在西安的干部会事先约好，每天回家一块拼车。而且在天气适宜的时候，绝不会先开空调，而是先会摇下车窗，不像在使用公家资源的时候一上车就开空调。
有时候因为自己要当司机，这也成了不少应酬上很有效的一张“挡酒牌”。工作期间，干部们一般都不敢喝酒。
车改后的成本节约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中体现的。
17辆公车多用于接待
杨凌管委会车队的有关负责人透露，公车改革后，车队目前拥有的17辆公车，主要包括用于公务接待和未参加车改的厅级领导的用车，有两辆大的考斯特，一辆金杯，还有商务别克或大众系列的车。一般情况下也只有在接待时才能调动这些车。
调动公车的流程也比较简单，按照车队负责人的话来说就是“见单派车”。单据须注明车辆使用人、车辆用途、目的地，还须有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签字，送到车队方可生效。费用则由使用单位定期结算。
车队的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车队仅有司机10名左右，每个都是“多面手”。进入车队的司机，必须持有A2驾照，因为有时为完成不同的接待任务，一个司机一天可能要驾驶三类以上的车。
那能不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让公车跑，而让自己的车“歇息”呢？一个月攒下来两三千块钱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答案是否定的！刘仲山称，对于车的管理上，管委会还是很“吝啬”的，管委会从财政上给各部门支出的公用经费里没有“用车”这项支出。管委会的车队目前也是实行自负盈亏，企业化管理，车队接到派车单后，会根据用车时长、路途远近最终是要跟单位和部门“算账”的，这笔费用作为部门的“当家人”在签字时是要做一些计算。与此同时，对于参加车改干部的交通补贴，年末时，车队还要核算参加车改人员的公里数和油票，在相互印证的基础上，还有多跑多得、少跑少得的计算机制。想一个月给自己攒下几千块钱的交通费用的想法，根本不可行。
购车支出减少700万
在杨凌“自购公助、私车公用”的制度下，车轮腐败得到有效的遏制。
杨凌车改13年时间，节约财政资金3000多万元。杨凌管委会财政局有关负责人说，2008年统计数据曾显示，杨凌示范区自2002年采取“自购公助”的方式推行公务用车改革，仅购车一项，就减少财政支出近700万元。如果按照现在参加车改的人员来测算的话，节约的购车财政资金还要更大。对于杨凌这个小地方来说，这笔钱是真真切切地省下了。“自购公助、私车公用”的制度，首先明确的是车的产权归干部自己所有，作为家属用，朋友用，周末用都完全没问题。司机就是干部本人，也就不存在多花一笔钱养司机，这又节省了司机的工资以及劳保，不多说，按照近几年的行情，一个司机仅工资劳保一年至少4万元左右。
杨凌示范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审计局局长董立民从相对专业的角度提到油票和汽车行驶公里数“相互印证”的监督机制，由此来杜绝腐败。
车改方案规定，凡参加车改后，个人用车期间所有生成的费用（包括油费、过路费、修理费、养路费及车辆保险费）的一半由个人负担，保险费的一半由管委会负担。每隔一个季度或半年，各部门车改参与者要将上一个时期的油票、过路过桥费等所有用车费用拿到车队进行备案并接受审核。
董立民说，如一辆车经过耗油量和公里数的核算日常耗油是8升／百公里，可是检查发现该车目前每百公里耗油只有5升或者6升，就说明这辆车可能存在油票私报的问题。有了这个“相互印证”的制度，杜绝了有人拿着油票、修理费等票据到下属单位去报销的情况。
车改方案还规定：任何人不得将行车费用在基层单位或企业报销，一经发现，除按廉政规定给予政纪处分外，并将给予经济处罚乃至取消参加车改资格或停发交通费补贴的处罚。
董立民称，车改方案实施这么多年来，尚未出现有人因在基层报销票据而取消参加车改资格的情况。
车要是在行驶中出现了违章、剐蹭，车辆维修，发生车祸或是丢失了该怎么办？
刘仲山说，除了保险承担外，单位协助相关状况的积极处理，费用个人全部承担。依照制度规定，示范区会统一要求参加车改的车辆购置相应的保险，由车主本人与管委会各分摊一半保险费用。车辆在规定使用年限内，由于本人保管不慎致使车辆丢失的，除保险公司按规定赔付，其余由本人承担。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修理费用除保险公司按规定赔付外，其余由本人承担。违章驾驶或将车辆交无证人驾驶，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本人承担。
■车改探索
拟将工作绩效体现在车补上
看起来相对完善的又能极大节约的公车改革方案，在杨凌示范区是稳稳当当地实施了13年，目前还在继续。
刘仲山透露，管委会目前实施的车改办法，要求参加车改人员必须凭加油票和高速公路通行费等有效票据领取补贴，管委会每年对参加车改车辆的油费、路桥费、维修费及行驶里程进行统计，会测算出一个调节系数，进行交通补助的调节。这样一来，即便面临油价上涨或者行驶成本增加等问题，交通补贴也相应地有所调整。
目前，示范区补贴标准从1998年厅级领导每年平均2.57万元逐年提高至现在每年5.4万元（含聘用司机的各项费用），处级领导从每年平均1.33万元提高到3.7万元。一般科员的交通补贴也提高至每月300-1000元。
他们也在考虑，是不是将车改范围推广到全区。毕竟现在很多年轻人已拥有自己的私家车，何不“顺水推舟”给予适当的补贴，让私家车用于公务活动中，这样既能方便个人，给工作也提供更多的方便，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杨芳乾说，车改顺畅地运行了这么多年，自认为还是比较成功的，上级领导、纪检部门和社会各界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外地来学习的单位也很多，有些新单位参照此办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了解了整个运行体系后，发现整个“经”要挪了个地方往往不是那么好“念”。
分析原因，杨芳乾称这可能无外乎“体制问题”和“观念问题”两个主要原因。杨凌管委会是个新单位，从成立之初就开始推行车改，好比在白纸上作画，比较容易，而且顶住各方面压力坚持至今。这不比别的单位或部门在老的制度运行了多年之后要进行改革，在车辆、人员上会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而且外界所盛传的领导干部自己驾车不安全和车是干部到了一定级别才能享受的待遇等观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便于被传承的原因。
杨芳乾称，目前他们也在考虑如何将工作绩效体现在用车补贴上，希望能寻求到一个更为公平有效的衡量办法，从而起到促进、奖励工作的作用。另外，对于公车的管理，他希望能够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统一起来走市场化服务，让市场的精细服务来满足工作的需要。
虽然对车改已经研究并践行了多年，杨芳乾称自己目前很关心国家关于公车改革的大政策如何出台，他希望把“杨凌模式”通过媒体扩大影响，推广到更多的单位。
■专家点评
“杨凌模式”有推广价值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曾连续7年在全国人代会上疾呼公车改革；他自己身体力行，在就任第一天就“炒”掉司机，改领每月1000元的交通补助。8年过去了用“一个人的战斗”，向人们揭示了“年省8万元”的公车改革空间。
对于“杨凌模式”，叶青表示肯定。他认为“杨凌模式”首先采用自愿的方式，将车改所产生的矛盾降到了最小。归纳看来，“自购公助、私车公用”最大的好处在于节约，避免了浪费。而且通过“杨凌样本”树立了一级政府的形象。
叶青认为，“杨凌模式”对我国公车改革具有推广价值，也是公车改革的大致方向，应该可以将这一模式在陕西的其他地方做推广。当然，整个车改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允许有“双轨过渡”的存在，不愿采用新办法的人，继续沿用现行办法，过渡期内允许新老方案并存。
叶青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城市的扩大，现在的办公已经不是骑着自行车跑遍相关部门的时代了，就连一些小朋友上学都有私家车接送。公车改革不是不允许用车，而是减少“待遇与车画等号”的问题，如何减少和杜绝公车使用过程中的各项浪费的问题。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公车的概念很有可能消失，政府部门会一辆车都不养，由现在出现的公车服务中心向民营的汽车服务公司过渡。未来，当政府部门有公务用车时，只要给汽车服务公司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问题。
资料链接
2009年5月，浙江省杭州市市政府出台车改方案，提出3年分3批完成车改。方案核心内容是：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大部分公车都向社会公开拍卖，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实行货币补贴；按职务层级将车补分为9档，最高2600元，最低300元；钱直接打入个人市民卡，只做交通费用，不能提现；单位设立公共交通经费，解决突发事件处理等公务用车；全市成立公车服务中心，统一用车。
广东省惠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松告诉记者，惠州的公车改革包括取消公车、发放交通费、经费包干、保留执法值勤用车、组建机关公务车队、拍卖公车、安置司机、特殊保障措施等8个步骤。截至目前，该市已组织公车拍卖会12场，竞卖成交车辆1176辆。改革涉及市直单位、大亚湾区、惠城区、惠阳区等的95个处级单位、21个乡镇(办事处)的1.2万多名公务人员，公车数量减少59%，公车经费开支总体水平下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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