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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洪其
武汉国杏医疗投资管理公司为扩大放射用医疗软件及耗材的销量，维系与医院、医生的良好关系，以考察学习的名义，先后请36名医生到上海、苏州等地旅游，所有费用由上海一家医疗软件公司报销。据悉，医疗产品厂家专门成立公司，以组织旅游的形式向医院或医生行贿，这在武汉属于首次曝光，被戴上了“专业贿赂公司”的帽子。（6月6日《武汉晚报》）
像这样专门组织“贿赂服务”的公司，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介绍贿赂”的中介组织。专门在医疗领域介绍商业贿赂的中介组织或许不多见，但在其他领域，比如专门在官员和行贿者之间牵线搭桥的“权力掮客”，却并不罕见。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近年来成克杰、郑筱萸、王益、杜世成等贪官的落马，腐败链条上都依附着“权力掮客”的隐性角色，一些“权力掮客”公司化运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官员和行贿者之间充当 “权力掮客”的中介组织，越来越熟练地进行公司化运作，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中介组织以“介绍贿赂”、组织“贿赂服务”的形式，使商业贿赂、权力腐败行为日益呈现出专业化、规模化和高效运作的态势。一定意义上讲，在商业贿赂和权力腐败的链条中，这些统合行贿者与受贿者双方的需求，为贿赂交易提供“公司化”通道的中介组织，有时发挥了比行贿者和受贿者都更关键、更突出的作用。
按照法治社会和公共社会的定位，中介组织是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私权与公权之间提供沟通、调节、监督、仲裁等中间服务的社会机构，独立、公正、信用是中介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那些“专业贿赂公司”，非但没能起到维护公信、促进公正的作用，反而异化成撮合腐败交易的“皮条客”的角色，起了将公民的腐败、企业的腐败和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腐败“中间联系”起来的作用。这是一种结构性腐败，是包括道德秩序、信用结构和社会生态在内的基础秩序出现动摇的危险信号。
“贿赂服务”的公司化，反映了某些领域信用丧失、治理失范的严重局面，并凸显了更大规模腐败的风险。当务之急，对武汉国杏医疗投资管理公司那样的“专业贿赂公司”必须依法严惩；从长远计，必须从重建文化道德、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扩大公众政治参与、强化公民权利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等基础环节做起，逐渐改善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态，形成一个足以支撑良好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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