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萧月红的丈夫望次文又一次爬上了窝棚顶，他开始拆屋顶，上一次他亲手拆家还是在2008年萧月红怀儿子的时候。他感觉，这次强拆跟以往的几次还是不一样，没有侥幸。

　　11岁的女儿美艳看见爸爸爬到了屋顶，她有点害怕，坐在板凳上的她对母亲萧月红说，“爸爸又爬到屋顶上去了，他不怕挖挖车么？”女孩把挖掘机叫做挖挖车。

　　美艳记得，2008年的那次拆迁，拆迁队还不等她父亲从房顶上下来，挖掘机就直接开了上去。“还好跳得及时，才没出大事。”望次文说。

　　等到晚饭的时候，这家人的头顶已经没了房顶，他们在露天的夜空下吃饭，11岁的女儿美艳很喜欢这种感觉，不好好吃饭的她总喜欢吃一口菜再看一下天空的月亮，透过间隔的房梁，她看见一轮月亮又大又圆。

　　夜深了，在萧家门口，几个年轻人骑着板车打着电筒摇摇晃晃地往村子赶，板车上装着家中最值钱的物件。“万一明天拆，我们去打工又不在家，被人烧了怎么办？先放在村子熟人那里寄存着。”

　　那天晚上，住在这个棚户区里的每个人都很恐慌，他们在想，“到底什么时候来拆，拆了之后我们去哪里住？”

　　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用油纸一裹丢进了树林

　　知道家要被拆的那天晚上，萧家的晚饭准备得很简单，3样菜，白菜、咸菜、花生米，白粥放得有点久都有点馊味了，吃不下的萧月红喊女儿美艳去打个鸡蛋重新煮一下。

　　女儿热饭的时候，这对夫妇开始讨论房子被拆后的出路。

　　“你说咋办？明天我们去找房子吧？”萧月红对丈夫望次文说。

　　望次文想了想说，“那好，我明天去请个假，最近老板催的我很紧，动不动说要罚工资。”

　　第二天凌晨4时，天没亮，望次文就起床找房子，他猫腰钻出窝棚。出门前，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用油纸一裹就丢进了旁边的小树林。“我老婆右腿有些残疾，如果拆迁队早上来烧家，残疾的老婆根本来不及搬家里的东西，还是藏在小树林安全些。”

　　那一整个白天，棚户区里的多数人都在家里坐等拆迁，他们怕家里的东西被拆迁队的人拿去烧掉。

　　等的时候，萧月红突然开始有点期盼那些拆房子的人早点来，她说“等待是件痛苦的事情，也许那一天（窝棚被拆）真正到来反而不显得那么痛苦了”。

　　“什么时间来拆也说一声嘛，大家还要不要干活了，每天都在这里看家。”人群中一个叫卢月的女工大声喊了起来。

　　那天，卢月的丈夫为了等拆迁也不去上班了，他一个人躺在拆得只剩骨架的窝棚里睡觉。卢月很生气，她冲上去给了她男人一脚“快点起来去找房子”。

　　躺在地上的男人不耐烦地应了一声，“找不到。”卢月只好又出去和几个女伴蹲在地上讨论，“谁去找房子。”大家讨论的结果是，一起去找。

　　当天晚上，回家的望次文对萧月红说，“今天又没找到房子，还有我老板说我再停工一次，就不用去上工了。”晚上，两夫妇一直没说话，望次文边看电视，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第三天晚上，一个老乡终于帮望次文找到了一个房子，一室一厅一年6500元并替他交了100元租金。

　　一晚过后，等望次文再兴冲冲地跑去问房东，房东说，“钱涨了，6800元一年，你爱租不租，有人租呢。”

　　一晚涨300元，烧棚子的那些天，周边村庄的房租都在疯涨。

　　女人们边平静地缠发箍，边等着拆迁来

　　没过几天，萧月红所在棚户区的拆迁时间也被定了下来，一纸拆迁通告被贴在一根孤零零的窝棚立柱上，通告上说，5月29日她们必须搬走。

　　听到这个消息，萧月红突然感到很高兴，“心落定了，不怕有人突然来拆了。”

　　那天午后，她一个人坐在四面拆得只剩骨架的窝棚里安心地做着发箍组装，老板给原材料，她负责装。

　　几秒钟，经过她那双肥大的双手上下翻飞后，一条五彩丝带迅速地被缠绕到黑色发箍的模子上，她完成的只是发箍制作的其中一个环节。

　　萧月红说，自己的腰不好，不能一直坐着，一天只能做三四百个，一个七分钱，也就赚个30多块。“做多了，眼睛受不了，腰疼。”

　　那一整天，这片窝棚区的女人们边平静地缠发箍，边等待拆迁来临，时光就在指尖和丝带的缠绕中慢慢流走。

　　晚上，上千个做好的发箍被老板收集起来，运到棚户对岸那个号称世界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市场上去卖，这支萧月红只赚7分钱的发箍在那里被卖到20元甚至更高。

　　义乌摄影师金石从2007年就开始拍摄义乌窝棚题材，4年中，他拍摄了窝棚里各种各样的人，包括萧月红这样的女工。他说，这些女工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细胞支撑，没有她们，哪里有这座城市商业的繁荣。

　　行道砖的颜色也是她喜欢的，红的，绿的，还有蓝的

　　2008年，摄影师金石在自己拍的一张窝棚照片下写了一段很诗意的注释，“对窝棚的住客而言，一切都是灰色的，灰色的房子，灰色的饮食，灰色的环境、灰色的童年，连天也是灰色的，他们沿着灰色的轨迹过着灰色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