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已将刑诉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这是继1996年修改后的再次大修。在过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等透露出了刑讯逼供和监管漏洞。专家建议修改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废除“如实供述”条款，不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如实供述”的初衷是为了能够威慑罪犯心理、加速案件审理，它的意义和影响从几代垂髫小儿玩游戏的雷同口号中可见一斑。然而，这一政策在一些现实中却形成司法 “悖论”：司法鼓励坦白，但坦白后将被定罪，并可能判处重刑；法律禁止抗拒不供，可那些无视法律的奸猾之辈，却也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逍遥法外。既然坦白不一定从宽，抗拒也不当然会从严，那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真正的法治精神面前，则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误导或诱导。“坦白从宽”多少成了变相的诱供，“抗拒从严”多少成了逼供的翻版。

　　现代法治理念中有一条很重要，就是“不得强迫人们自证其罪”。因为人人都有保护自己的心理趋势，即便自己犯了错，也会不自觉地隐瞒或者抗拒不说，这是人类自保的天性，对此司法也应体现出尊重。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其核心内容就是侦查人员必须事先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因为当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如实供述时，容易使司法人员将讯问作为取证或获得证据的线索，这势必导致刑讯、折磨、疲劳战术等非法取证。而司法机关作为禁止诉诸武力的保证人和武力的垄断者，同时又是法律程序中的当事人，想要避免刑讯逼供发生，反对自证其罪原则便是制约司法专横的工具之一。

　　美国法学家富勒曾经说过：“法治的目的之一，在于以和平而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以和平和非自助的方式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是刑事审判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它要求刑事案件应以一种非暴力的理性方式、以争辩与交涉的途径进行处理，并使处理方案完全建立在事实和法律之上。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司法领域，司法人员的办案方式也将向多元化发展，从各个角度收集不同形式的证据，注重证据的相关性和真实性，不再囿于言辞证据的羁绊。之前在一些地区出现的“零口供”办案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我们期待在刑诉法修改过程中，能够废除 “如实供述”条款，从法律上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坏人”的沉默权，避免让其自证有罪。如此，在刑侦诉讼方面，将会迎来一个重证据的时代，以公正的逻辑代替武力的逻辑，这亦是法律本质之所在。如此，每个人才能免于被刑讯逼供，减少成为冤假错案主角的风险。 马想斌（相关报道见A2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