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作者徐焰（右）同导师胡华采访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左）

1949年4月，毛泽东和毛岸英、刘松林、李讷在香山

　　1982年夏天，我在研究生毕业前夕，曾陪同自己的导师、国内党史权威胡华教授到北太平庄东南一处新建的公寓中，拜访了当时惟一在世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刘仁静。这位年已八旬的老人首先说，“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在谈到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时，他说那时自己还是一名年仅19岁的北大学生，李大钊暑假有事走不开，邓中夏、罗章龙也说忙，就让他同张国焘作为北京代表去参加。刘仁静最令我感慨的一句话就是——“那时没想到是那样一个重要的会议。”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参加了建党活动的代表们是“开天辟地”的一代。在他们中间，有的头上有光环，有的充满迷雾。不过当你近距离观察时，却可能感到当年他们也是凡人。

　　“那时没想到是那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后来我仔细想想，这倒是一句坦诚的实话。在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统治下，国内几十个手无寸铁的青年知识分子刚接触共产主义思想，从中又选出十几个代表到上海开会成立一个组织，其前景多数人难以预想。革命胜利的实践证明，1921年7月间13位代表（其中12名正式代表，1名陈独秀的个人代表）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真正起了开天辟地的作用。

　　由于那时创建共产党是新鲜事物，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思想状态也各式各样。有的一心革命，有的出于好奇；有人意志坚定，有人三心二意……在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大浪淘沙，中共一大代表有的革命、有人不革命、还有反革命。

　　在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毛泽东、董必武二人始终在革命斗争中居于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地位，胜利走完了夺取政权的全过程。新中国成立的礼炮轰鸣之后，毛泽东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敬仰的最伟大的领袖，董必武则被全党尊称为“董老”。毛泽东担任了新中国的开国主席；董必武在上世纪50年代担任了国家副主席，后来又曾代理主席。在一大代表中，他们二人可谓是有着最光荣、最骄傲经历的硕果仅存者。

　　为何毛泽东能成一大代表？

　　毛泽东成为参加中共一大的湖南代表，绝不是出于偶然，而是他走出山乡追求新学、又在北京大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再返湘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必然。

　　一个人经历的环境决定思想走向。毛泽东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恰处于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国多难兴邦的岁月。

　　毛泽东出生于湘潭县韶山冲一务农之家，此后身历农、兵、学三界。他少年读私塾，16岁进入新式的东山小学堂。在当时普遍矮小的南方人中，毛泽东身材高大，又清秀英俊。按郭沫若当年所记的见面第一印象，是“貌如妇人好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出于对黑暗的清王朝的憎恶，加入湖南新军当兵半年。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毛泽东是惟一当过兵的人，后来他能在党内出色地领导革命军队和进行战争，很大程度是由这段经历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于1912年退伍到长沙入师范学校。1918年从师范毕业，随即到北京。经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和李大钊同意，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每天除了扫地、擦桌子和整理图书，主要负责管理报纸和登记。据毛泽东在陕北时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的情景是——“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此时，陈独秀和李大钊总是耐心地回答这位湖南青年的问题，并热情地向他传授新思想。毛泽东特别深情地回忆了陈独秀，认为“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这位湖南青年由此找到通向新思想之门，并找到了引路人。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在小学找了个历史教员职位。随后“五四运动”爆发，他创办了《湘江评论》，不过还是欣赏激进的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同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拜访李大钊并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情况，还参加了北大学生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等举办的“亢慕义斋”（ 英文“共产主义”Communism的谐音），按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此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坚定了信仰的毛泽东，于1920年夏天到上海同陈独秀相商，随即返回长沙，联络新民学会的朋友相继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10月间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领导的长沙青年团组织随后便转为共产党。

　　“新村试验”中断

　　“湖南自治”失败

　　1918年6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大米煮着吃。这一试验，很快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中断了。

　　1920年驱张（张敬尧）运动成功后，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

　　湖南自治运动很快以失败而告终，而毛泽东也终于摆脱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的信中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