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从不复杂，因为它是常识。然而回望历史，捍卫常识可真不易。”这是白岩松曾说过的话。事实上，白岩松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在这个公共表达日益繁荣的时代，他更像一个“意见表达分子”，不断地言说，怀着耐心，揣着希望，也带着痛苦。他相信理性是束缚社会情绪的河床，最终能使得奔流的河水不至于涌出堤坝。在本报评论周刊100期之际，我们专访白岩松，希望共同探讨这个时代的表达途径。

　　笑的人太多了，就恕我不陪了

　　华商报：大家喜欢给你贴一个标签——— “严肃”，你怎么看这个标签?

　　白岩松：这个世界，尤其到了现在，大家更会对表象的东西津津乐道，很少会去全面地感受一个事情。大家更多关注的是一种表情的严肃，但是，我的语言表达方式什么时候刻板过?我从来没有用过严肃到近乎刻板的语言去表达，反而这种语言必须是鲜活的，必须是说人话的，是有故事的，有叙述的，让大家能听得进去。很多语言不都是从我这儿出去的吗?比如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等等。这样的语言和传统的语言不一样啊。在建党九十周年庆典的直播当中，我不也用了哥们儿吗?最重要的是内容和表达方式的放松和有趣，而不是你喜不喜欢笑。在这个时代，中国笑的人太多了，就恕我不陪了。人家笑的都是红花，有几个不笑的当绿叶不挺好吗?如果全是花的话，即使是真的，也会被人认为是假的，有一些绿叶会显得更真一些。

　　华商报：做一档评论节目是你很早就有的梦想，后来有了《新闻1+1》，这肯定是快乐的，那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有痛吗?

　　白岩松：对于我自己来说，理想走到哪一步，可能都会有，但归根结底，一个称职的新闻人，这是事业方面的理想，更大的理想是让自己自由，更开心，但这必然离不开事业这辆火车。从某种角度来说，我所做的事情，恐怕也不仅仅只是我的问题，我能够做到哪儿?我能够让我的跟进者受益什么?我能替他们捅破窗户纸吗?我能够摸到透明的天花板，然后打开这个天花板，再去触碰下一个天花板吗?这都是在向前走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更何况这不会简简单单只是我个人的理想。在电视这个行当里，我记得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的主任孙玉胜就在那说，我们培养主持人的道路是先要有优秀的记者，然后优秀记者里有主持人，然后在主持人里培养优秀的主持人，然后在优秀的主持人里要有评论员，最后要有优秀的评论员。他说这些也许无心，但听者我是有意的。在听完他这个概念之后，我就相信这个三步走，我是按照这个逻辑走下来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电视需要这个逻辑。

　　华商报：具体点，你因为《新闻1+1》写过检查吗?

　　白岩松：《1+1》从2008年3月24日开播到现在为止，它依然在，这就是最重要的，我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检查。而且几乎在中国这三年多里，发生的热点事件，其中包括敏感的，《1+1》都触碰了，几乎没有缺席，那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另一点，你的这个问题容易让大家误解，误解成一个对立，不会。如果没有决策者的支持，《1+1》也不会顺利地活到今天，但这种支持也不意味着就是随便，这里本身就是一个谈判。

　　华商报：谈判?

　　白岩松：最近我经常讲一句话，龙永图告诉我的，谈判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任何前进，都是在双方妥协中前进的，而且这样的前进，才更稳妥。用龙永图的话来说，单方面的胜利叫做革命，或者叫征服，或者发动一场战争。我觉得，人跟世界，人跟理想，人跟事业，都是一个双方妥协的结果，不要因为有妥协就认为它往回走，不对，这是真正的往前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所以我觉得突破边界，建立更大的信任，然后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让过去不适应的慢慢适应，让过去是禁区的现在可以不那么是禁区了，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做任何电视节目，一路上都会有很多坎坷，包括博弈的过程。面对它就是，这是必然而然的事情，哪个行当没有?

　　你得清楚哪些是有价值的

　　华商报：这几年表达这个词特别流行，尤其在互联网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你怎么看这种全民渴望表达意见的现象?

　　白岩松：互联网的快速出现和社会的进步，这两者加在一起，使得公民表达真正进入到一个开始的阶段。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表达，还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表达，确切地说是表达训练的开始，我们可以参与其中，这其中有很多非理性是很正常的，你不能让刚开始参加这样一个表达运动大会的，就立即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但重要的是他已经参与其中了。所以我觉得一切都跟以往不一样了，你要去尊重每一个人的声音，而且全民皆记者，但是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哪些东西是没价值的，你得清楚。

　　华商报：公民以及公民社会这俩词儿这些年特别受关注，你怎么看?

　　白岩松：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个由老百姓向公民转变的过程，从社会的角度同样如此，向公民社会转变。什么叫公民，每一个与我无关的事情都与我有关，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立即做到，那没关系，慢慢投入其中。所以，进步最重要，而不是像一个童话的结尾，王子与公主有着幸福的生活。那是童话，那不可能的，社会永远不会有实现终极目标的一天，中国也不会。也许，我们喜欢的不是成熟，而是走向成熟的过程。今天这个社会肝和心脏有病，我们的职责就是去治，等肝和心脏好了，明天脑子出问题了，下一代人就要去治脑子，再下一代人胃出问题了就要去治胃。回头看历史，你就可以知道未来，人类从来没有过像童话结尾一样的时间，甚至连一个瞬间都没有。我们说唐朝很好，我们说康乾盛世，请问在唐朝和康乾盛世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同样也忧心忡忡?我想也是，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的职责。

　　华商报：这几年，政府层面也开始重视舆论，重视表达，你也曾接受过一些政府部门的邀请为官员做过一些培训，但另一方面，总有官员的“雷语”爆发出来，你怎么看这种矛盾?

　　白岩松：我很少接受地方政府的邀请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一直都是国新办 (邀请)的老师，从2003年开始，帮着他们去建新闻发言人制度，我在任何的新闻发言人的培训过程中，强调的都是开放主动，否则就被动。他们曾经有一个标题是如何应对新闻媒体，我就很厌倦应对这个词儿。所以我在去讲的时候，和我做节目的时候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是一样的，中国的官员太多了，我现在也就讲到省级的，而且，二百个人在听，也许只有二十个有所触动和改变。改变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难道你认为我讲了几节课，官员就不会讲雷语了吗?

　　华商报：在现今的表达形态中，既有娱乐的表达，也有严肃的表达，你怎么看这两者?

　　白岩松：娱乐和严肃不对立，严肃的东西真正严肃的时候它就很娱乐，当娱乐的东西真正娱乐的时候，它其实很严肃。我从来都反对那些非要让笑声赋予很多意义，因为笑声本身就有意义，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人欠缺笑声啊，所以如果有类似小沈阳等等，只要无害，就好了。那么能让大家有释怀的笑声，那就像心理良药一样，现在中国人活得多累啊。可是当严肃的东西真的很严肃的时候，其实它也很娱乐，包括一些严肃的话题，你不觉得真话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很过瘾吗?《辛德勒名单》严肃不严肃?不也很好看吗?不矛盾，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应该以娱乐为主。任何一个以娱乐为主的时代，都不会太差，如果一个时代严肃到一塌糊涂，最后没有娱乐空间的时候，那个时代挺可怕的。

　　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华商报：这两年，你特别爱提理性这个词儿，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