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时报》记者经多番努力获得的一份《生产承包合同》显示，永兴煤矿董事长刘生东与一名包工头在2010年7月21日签订五年期协议，其中规定生产设备由包工头购买，更规定了逐月递增的产量具体吨数，而在发生矿难时，"不论在地面和井下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大小工伤均由乙方全权处理和承担费用，与甲方（永兴煤矿）无关。"另外，若"造成矿井不能正常生产或停产由乙方承担责任，并处每日100000元（注：10万元）的罚款".

　　这份董事长刘生东签名的《生产承包合同》显示，"永兴煤矿的采煤生产工作全部承包给乙方（系重庆籍农民卢某），乙方负责掘进和生产出煤所有设备的投资".合同约定，承包期间乙方需完成的产量从2010年7月的6000吨，逐月递增2000吨，到12月须出煤16000吨；2011年开始，乙方年产煤须在30万吨以上，"每季度不得低于7.5万吨".

　　《生产承包合同》同时显示，"如乙方不能完成季度产量，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无条件退场";"如乙方不能完成年度产量，由乙方向甲方承担100万元的产量损失费".

　　"这是已经不单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一个火坑啊。可为了生活，我们能选择吗？"一位重庆籍矿工说。

　　在子洲县城，矗立着革命先驱李子洲的塑像。上世纪初，来自陕北的李子洲带领京师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故事在小城中家喻户晓。有矿工说："那个时候烧赵家楼，反对的就是不平等条约，谁知道李子洲的家乡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合同！"

　　事实上，永兴煤矿至今仍不具备生产出煤的条件。8月19日，子洲县工业商贸局副局长苏仲米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永兴煤矿前身是一座年产3万吨煤的小矿，后来扩产为年产9万吨，之后煤矿就开始技改建设，2008年的时候经过整合其它煤矿资源，产能定为年45万吨。"它一直在建设，没有生产许可证，按理说不能生产，只允许出少量工程煤。"

　　子洲县工业商贸局副局另有官员称，永兴煤矿正在进行年产60万吨的矿井生产设计，最终的目标是年产90万吨原煤。

　　子洲县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刘生东和高毅合股获得了这座煤矿的全部股份，刘生东担任董事长。

　　苏仲米亦证实，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子洲县工业商贸局从未得到永兴煤矿上报任何伤亡事故。

　　有矿工见证，在瞒报的这三起矿难善后过程中，刘生东任命的矿长高毅及副矿长刘生虎（为刘生东堂兄）都曾亲自参与事故"处理".

　　"矿老板只要产量，不抓安全"

　　矿方炮制"抢救无效死亡".与无资格生产队签订协议。设备及工具均由承包者购进。

　　8月28日下午，在忻州市忻府区董家村镇，记者见到了韩红林的家属。据韩红林的妻子苏美娥回忆，她当时和丈夫同在永兴煤矿，她给矿工做饭，丈夫则下井挖煤。

　　"事故前几天，我恰好回了忻州老家。结果12月3日凌晨我妹夫张光成打来电话说出事了，我们第二天下午赶到靖边县人民医院，矿上的人说我丈夫是在抢救后没了的。"苏美娥的这一说法，也在签订的赔偿协议中出现，协议中写明"乙方因工作受伤在靖边县医院大夫抢救无效死亡".

　　但据同时抵达医院的弟弟韩宏忠回忆，当时因为哥哥的"连襟"张光成也同在该矿打工，且事发时也在井下，后来又与矿领导一同前往医院。"我当时就想，为啥不直接送子洲医院抢救呢?为什么要跑几百公里到靖边县?我后来在医院太平间看到，我哥的后脑勺没了，头上放了一些卫生纸，用一个塑料袋罩着。尸体运回忻州下葬时，其他亲戚也注意到了。这说明当时早就死了，根本不是运到靖边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韩红林的妻子苏美娥和韩宏忠回忆说，她一天后拿到了矿上赔偿的56万元钱，"是一个开着白色轿车的高个子男子亲自去银行取的钱，他说的是陕西话;矿上的一个重庆工头也在场".

　　据多位知情矿工透露，与刘东升签订协议的包工队，并无矿井下生产所需资格证，而后期包工队因财力所限，在安全方面投入不足，也是导致这一系列矿难发生的原因之一。

　　"你想，包工头才有几个钱?挖矿用到的设备、材料数量大，金额高，这两项稍有不足，就是安全隐患。再加上矿上不断逼着加大产量，必然会出现矿难。更何况这些人都没有资质，有的矿工来了也没有任何培训。"有矿工分析说。

　　记者获得的多份"子洲县永兴煤矿出入井检身表"显示，今年6月27日死于矿难的四川省平武县农民谷兴全，恰是他到该矿的第二次下井。和之前已经在井下死亡的谢应友和韩红林一样，谷兴全这次下井后，再也没有活着出来。

　　8月20日，躺在子洲县中医院病房里48岁的四川民工彭连学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他在永兴煤矿打工时被顶板压坏脊椎，已经在医院躺了整整两个月，医药费已近10万元。"矿上现在不给医药费了，我得不到治疗……"子洲县中医院一位医生拿出病历私下表示："这个病人(彭连学)腰部以下截瘫，想再站起来基本无望。"

　　彭连学说，他到永兴煤矿打工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听说过劳动保险，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老板只要产量，不抓安全……".

　　陕西邻省一位谙熟煤炭生产的安监部门官员向《公益时报》记者解读此类现象时称，因为煤炭生产危险时刻存在，一些煤老板为逃避风险，与"包工队"签署安全"全包"协议，认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全是包工队的责任。其实不然。煤矿的安全生产，董事长、管理层是首要责任人，那些农民工需要培训合格才能上岗，且仅是提供劳务。"煤老板只管卖煤挣钱，死活都是农民工的事?即便有这样的合同，在煤炭安全生产管理上也是不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