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众所周知，今天未名湖畔的北大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旧址，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的遗愿就是能将他的骨灰埋在燕园，历时数十年，几经周折，这个简单的遗愿最终还是没有实现，如果说燕京大学已在近一个甲子前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未名湖是北大所在地，“北大之父”、举世敬仰的蔡元培校长归骨北大，在未名湖畔选一块地，应该是没有问题了。遗憾的是多少年来，多少北大校友、知识界、新闻界人士不断呼吁，同样迄今未能实现。

　　1940年春天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故，当时正值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华北早已沦陷，北大迁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兵荒马乱之中，蔡先生只能在香港下葬，墓地在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一直呼吁让蔡先生归骨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坟》文中说，“整个山坡上，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座座坟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规律地陈列着；那格局是杂乱的。……万坟如海，蔡元培的坟墓就淹没在这样的一坡坟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结果无人理睬。

　　相隔十来年，西南联大外语系出身的翻译家巫宁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得知蔡先生的墓仍在香港的坟场，情景十分萧条，给北大写了一封信：“恳请母校早日迎蔡孑民先生之灵归葬于北大校园，供世世代代莘莘学子瞻仰。所需经费如有困难，可发动校友捐献，本人自当带头……”这一次北大校长办公室倒是回复了，见过这封信复印件的罗孚在《关于蔡元培的坟》文中引用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园的主要部分已于1994年3月，由北京市政府列属文物保护区，该文物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重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批准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区的校园，如学生宿舍、食堂、文体中心等，楼间的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罗孚老人对此提出质疑，蔡先生的墓本身就是文物，对北大而言，这是尤为珍贵的文物。如果真的重视此事，为什么不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从文物保护着眼将蔡墓迁葬北大，这本身就是对文物的保护。

　　蔡先生不能归骨北大，无损于蔡先生一丝一毫，倒是大大有损于今日之北大，一个容不下蔡先生骸骨的北大，会是一个蔡先生开创的兼容并包的北大吗？会是一个有容乃大的大学吗？这些问号，在这个浅薄浮躁的唯物质化时代里注定了无人理会，还是让蔡先生在遥远的香港仔山坡上，日日夜夜面朝大海，或听海涛闲话，或闻惊涛拍岸吧。(原载于11月7日《南方都市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