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在2011年的主题是“实现零感染、零歧视、零死亡”。但可惜的是，每一年，都有数万名的新感染者，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联合专家组评估：仅2011年，新感染者就有4.8万，死亡2.8万。高传染、高死亡率，艾滋病让我们闻之色变，数十万被感染者无“家”可归，可是，它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2011年11月6日，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发起的“马治发征集微笑”活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他开始在11个大中城市间行走，征集不同城市的人对艾滋病患者的微笑和祝福。他的活动灵感来自于10月30日，南京一家名叫“天下公”的公益机构在网上发起的征集微笑活动。博客和微博是他们的主要阵地，他们的口号是“一人一照片，用微笑支持艾滋感染者平等就业”。

　　活动参与者手拿一张A4纸的照片，在上面写上支持艾滋感染者平等就业的标语，然后面对镜头微笑，就算顺利完成了支持活动。截至11月28日，该活动已经收集了12621张微笑照片，呼吁修改公务员体检标准，让艾滋感染者平等就业。

　　11月29日上午，“天下公”公益机构以邮政快递的方式，将部分照片送交国家人保部和卫生部。活动受到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也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开征集微笑反歧视照片。

　　国际劳工组织(ILO)艾滋病项目官员武汝廉对记者表示：“ILO一直致力于消除就业领域的各种歧视，艾滋就业歧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2010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全球第一份关于艾滋病的国际劳工标准《关于艾滋病与劳动世界的建议书》(第200号建议书)中，来自国际劳工组织183个成员国的代表一致认为：应当彻底消除艾滋病相关的歧视，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艾滋病强制检测，保护感染者隐私权，艾滋病感染者应当享有平等就业、升职和社会福利的权益。

　　妻子女儿走了，我能理解

　　华商报：之前，没有人知道你是艾滋病感染者，但你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自己公开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马治发：我是第一个上央视公开自己身份的艾滋病患者吧，在百度里搜《当生命遭遇歧视》这个视频，还是能看到当时央视对我的采访。我只是觉得，总是有人要站出来，只有站出来了，歧视才有可能改变，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我们。

　　华商报：你公开了这个秘密，老婆孩子走了，公司也把你辞退了，值吗?

　　马治发：老婆和女儿是以前就走的，我知道我得了这个病，告诉了她们，然后她们就走了。公司辞退我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我换了5份工作，都因为这个病被辞退了，现在也找不到工作，没有生活来源了。

　　华商报：你恨她们吗?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离开了你。

　　马治发：不恨，她们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我要保证我女儿的安全，你不能要求别人和一个艾滋病人过一辈子。但是我很爱女儿，现在都不敢拿她的照片出来看，因为一看我就会哭。我不能死，我死了地球照样转，可有一天我的女儿想看爸爸了怎么办?她会很伤心的。

　　我有一个姐姐，到现在都不愿意认我，我不恨她，她只是暂时迈不过去心里这道坎。

　　华商报：你是怎么感染上艾滋病的?

　　马治发：我是“同志”，也就是同性恋者。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一定会得艾滋，我不怕公开自己的“同志”身份。我也不知道是谁先传染给谁的，这个搞不清楚。

　　华商报：你姐姐是因为你是同性恋者不认你，还是因为艾滋病本身?

　　马治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可能都有一些吧。父母还管我，管吃管住，这已经足够了，他们一年只有几亩地的收入，粮食就那么多，也没能力管我更多。

　　在南京保安撵我跑了5条街

　　华商报：你走了11个城市征集微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马治发：收获了很多朋友，还有很多感动。最让我感动的是在西安，长安大学一个叫刘彤(音)的学生朋友。我当时住在一个特别廉价的旅店里，被子很薄，晚上很冷，他回宿舍把自己的被子抱过来给我。

　　华商报：这个活动的费用是谁出的?

　　马治发：当然是自己了，没有人管我们。活动发起的时候，南京有个公益组织说支持我们，但是后来只给了我2000块钱的路费，其他的就不管了。

　　我光坐火车就花了5000多块钱，去每个城市都没地方住，也没吃的。只有去上海的时候，东方卫视给找了个住的地方，最后又给了1000块钱的活动费用。

　　华商报：既然这么难，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马治发：发起这个活动，只是想看到希望，不让自己绝望。以前上电视，被泼了冷水，工作丢了，朋友都离开了。最后东方卫视又请我去做节目，我就想通了，我不牺牲谁还会牺牲呢?其实很多人对艾滋病患者还是很宽容的，只有更多的人站起来，才可以推动法制进程。艾滋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是歧视的心。别人可以活到80岁，我们也可以，只是需要一份工作。

　　华商报：办活动的过程中，有没有被歧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