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障儿子电话里喊“救救我”

　　舒文忠原以为做豆腐的活怎么也比背水泥轻松，再说还是给老乡干活。

　　儿子儿媳离家的9个多月里，舒文忠接到田建军四五次电话。“两个孩子都不会用电话，都是老板打来的。”舒文忠说，多是田建军抱怨儿子不好好干活。每一次舒文忠都是安抚儿子，劝他听老板的话。

　　今年11月初，舒文忠将两间老房子推倒了，打算重新修建。“人家都盖楼了，我家没钱。”舒文忠说，他也打算盖两间新房，一间给儿子舒新红，一间是老两口自己住。

　　为了盖房子，舒文忠从程桂元手里拿了1万元钱，他说，这是儿子出门打工时，田建军夫妇许下工钱中的一部分。

　　新房还没盖好，11月19日，舒文忠就接到了儿子的噩耗，通知他的还是程桂元，“舒新红断气了”。

　　而一天前，舒文忠在电话里听到儿子的声音，“喊了一声救救我”。

　　对于这个电话，田建军称，由于舒新红不干活，他想把舒新红打发回家，“为了吓唬舒文忠，教给舒新红说‘救救我"。

　　舒新红尸体到家当天下午，田建军的妻子程爱平带着杨小兰乘火车返回老家。

　　儿媳杨小兰的变化让舒文忠更加怀疑儿子的死因。

　　儿媳称豆腐坊内遭殴打虐待

　　按照舒家人的说法，杨小兰像是变了一个人。

　　此前100多斤的体重，此时只有七八十斤。家人拿出杨小兰在2009年办理的第二代身份证，照片中是圆脸，双颊有肉，如今的杨小兰的脸型变得细长。

　　更严重的是，杨小兰的手脚肿胀、皮肤开裂、生有皮疹，左右脸颊及右腿迎面骨处有淤青。

　　11月21日，杨小兰被送入云梦县医院住院治疗。除了外伤，医生起初还怀疑化学性中毒症状，将杨小兰送入肾病科。经检测杨小兰的肝肾功能正常。

　　“肝肾功能正常不代表没有中毒，中毒到一定程度才会影响肝肾功能。”杨小兰的主治医生称，县医院的设备和条件尚无法确诊中毒。

　　11月30日，杨小兰仍然躺在病床上，低烧不退。

　　她称，手脚肿胀是做豆腐泡的，其他的伤则是老板和老板娘打的。在田建军夫妇的作坊中，她和丈夫舒新红每天凌晨4点左右便被叫起床，做磨黄豆、清洗等活儿，直至晚上11点左右才睡觉，“有时一顿饭只是一两个馍”。

　　杨小兰称，由于太累，她和丈夫有时不想干活，或者只是干活动作慢了一点，田建军夫妇便对他们施以拳脚。丈夫舒新红遭到田建军的殴打后卧床不起。死亡四五天前，舒新红不想干活，被田建军从床上拉到了地上，用脚踢。杨小兰试图护住丈夫，却遭老板娘扇耳光。

　　对此，田建军否认殴打舒新红夫妇，杨小兰身上的伤是“自己跑到院外林子摔的。”

　　田建军说，他家豆腐坊早上5点起床干活，一般下午4点左右活就干完了。但舒新红干活磨蹭，“正常人五分钟能刷好一个桶，他需要干六个小时。”

　　鲍姓姐弟在通州与田建军夫妇同在一个院子做豆腐。对于舒新红夫妇的是否挨打，12月3日，鲍家弟弟先说“自家孩子犯错还会打几下，这没什么。”随后又改口称，是杨小兰自己从柴垛上摔下来弄伤的。

　　豆腐坊老板赔15万未追刑责

　　对田建军给出的“舒新红突发心肌梗塞，吃饭时哽死”的说法，杨小兰也不认同。

　　她称，丈夫是因经常遭到殴打导致死亡。舒文忠说，儿子以前身体强壮，从事背水泥上楼的工作，没得过什么病，“突然人就没了，很奇怪”。舒新红的弟弟也称，哥哥尸体的背部、肋部有疑似瘀伤。

　　但田建军坚持称，11月19日10点多，他家中午饭吃得早，舒新红发心肌梗塞，吃饭时哽死了。

　　对此，鲍家弟弟称，舒新红不爱干活，死亡前几天，舒新红因感冒，看上去萎靡不振，“19日上午，他（舒新红）媳妇杨小兰给他喂饭，呛住了。死后田建军把车开进院子，把舒新红拉回了湖北老家。”

　　《北京市殡葬管理条例》规定，火葬地区内死者的遗体应当在本市内火葬场火化，禁止运往外地。外地来京人员在本市死亡后因特殊原因确需运回原籍的，必须经遗体所在区、县的民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遗体存放单位不得放行。

　　对此，田建军说，舒文忠要求见儿子一面，他才冒着风险将尸体偷运回来。而舒文忠称，田建军的岳父程桂元告诉他儿子尸体在北京没地方放，准备运回湖北。

　　11月21日前后，舒家因对死因有异议，向北京通州警方报警。

　　通州警方表示，接到报案时，尸体已经被运回湖北。通州警方与湖北警方联系，由云梦县警方予以配合调查。

　　与此同时，舒家与田建军夫妇也开始谈判，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参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