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是什么?在王朝时代问这个问题，和今日完全不同。古时，“三公”一般指“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这样的高官。现在，历史上的“三公”早已灰飞烟灭，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三公”，却坚韧地横亘在人们的想象与现实之间，挥之不去。

　　“一根烟二两油，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坐栋楼。”这则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民谚，就涵盖了现今“三公”中的“两公”，一个是公款吃喝，另一个是公车。剩下的“一公”，则是当年民谚中所讽刺的官员想也想不到的“好日子”——因公出国(境)。在即将过去的2011年里，“三公消费”一如往年，一样的朦朦胧胧，一样的改进不大。

　　不满的是“公”背后的“私”

　　从概念上来看，无论是因公出国(境)经费，还是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都有其存在的合理合法性。毕竟，这些都是正常行政开支中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有个事儿需要亲朋好友帮忙，也要花钱呢。政府主导的公共事务，当然也要花钱，不管舆论怎么对“三公”不满，现实中，“三公”无法消灭的事实，大概也是肯定的。

　　公众明白这个道理吗?当然明白。与其说是公众对“三公”不满，还不如说是对“三私”不满——在“三公消费”的大帽子底下，遮蔽的其实是不少公务人员借机挥霍、享受、谋利的本质。如此一来，在近年来日益高涨的“三公消费”面前，公众如何又能够心平气和呢?

　　当然。如果只是个把公务人员借机占占便宜，薅上几把公众的“羊毛”，公众也不至于持久地记挂在心里。问题在于，“三公消费”的乱象，现今已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灰色问题。处于局中的公务人员，没有太多人将其视为一种不正常。

　　著名学者吴思曾创造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潜规则”。今日中国，政府官员“三公”之泛滥无度，就是一种“潜规则”。作为一个人尽皆知的“潜规则”，被诟病多多的“三公消费”无论是从党纪还是国法，都很难得到真正的惩处，而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一个“三公消费”，勾勒出了两种人“天上地下”般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对升斗小民而言，在物价高企下，生活压力增大;对于官员群体来说，“三公”乱象之下，胡吃海喝、肆意挥霍却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

　　神神秘秘“三公消费”

　　自从“三公消费”闯入公众生活之后，追问一直就是一个持久的主题。公众年复一年地在问着相同的几个问题：“三公消费”一年到底能花多钱?“三公消费”为何不但管不住，反而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三公消费”什么时候才能不再神秘?……

　　如果说，在“三公”问题上，此前可以用“不动如山”来形容的话，那在2011年，则是往前艰难地挪出了一小步——6月的最后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94.7亿元。此外，在国务院的要求之下，中央各部门大多也公布了2010年度的三公开支。

　　按理说，多年神秘的“三公”问题，能够在2011年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舆论是应该给予积极评价的。然而，让“有关部门”倍感尴尬的是，舆论的追问和“较真”将“三公”问题再次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不错，2011年在“三公”问题上的进步，单纯来看，确实是值得称道的，但将这些进步放诸于持续多年的不满，以及逐年增加的“三公”开支的背景上来审视，就会发现，今年的公开行为，充其量可以形容为：一根棉签蘸了点水，润了润久渴者的嘴唇——尚未尝到水味，已然挥发殆尽。

　　也就是说，公开、透明确实是公众在“三公”问题上的诉求，但是，伴随着社会进步，今日公众所要求的公开透明，和政府机关表现出来的“公开透明”，是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对于公众而言，需要看到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使得政府部门能够及时且完善地将“三公消费”公之于众，并通过严格的预算制度，对胡乱花钱的行为有所约束，而不是像今年这样，不情不愿中给出一个笼统且不能说明太多问题的“公开透明”。

　　对于“三公消费”的金额，现在广为流传的数据是北大教授王锡锌在《新闻1+1》中提出的“一年9000亿”。严格来讲，一年9000亿这个庞大数据，并非来源于官方的正式公告，仅仅是学者根据一些公开资料的测算，但是，在不公开的背景下，还有人笃定地认为，9000亿还是一个保守数据，真实数据远不止这些。

　　缘何如此?其实，在“三公”问题上，9000亿是否准确，可能已不重要。关键是，公众选择相信这个数据，是因为“三公”的真相，一直都被遮蔽在神秘之下。没了真相，自然只能是议论丛生，也只能是胡思乱想。

　　关注“三公”

　　就是关注公众的“钱袋子”

　　说到底，“三公”成为公众议题，只是公众开始关注政府“钱袋子”的表现。此前N多年，在国人的认识中，一直都认为国家的钱就是国家的，自己该操心的是自家的“钱袋子”，政府的“钱袋子”和自己没有关系，政府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其他人无权也没必要过问。

　　虽然这样的认识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不过，以现今的眼光来打量，此种认识无疑是狭隘的，在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背后，潜藏的是公民意识的缺失。随着时代进步，公民对“三公”的持续追问，对政府“钱袋子”的关注，正是公民意识勃发，政治及社会生态正在逐步走向文明的表现。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很喜欢讲“家国一体”，国是什么?歌里唱道，国是大的家。既然都是一家人，那家里怎么花钱，又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遗憾的是，这注定只能是一种理想境界。至今，在公众的追问中，一些政府部门甚至将“三公消费”归纳到了敏感、不宜公开甚至机密的范围之中。包括北京律师李劲松在内的很多人，都曾向中央及各级政府部门发函要求公开“三公经费”，收到的回复中竟有多个部门表示该数据不属于公开范畴，或属于机密。

　　人常言：“国之命脉，在人心”，但某种意义上而言，“国之命脉，在财税”。在税收问题上，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是“无代表，不纳税”。意思是说，国家在开征任何一种税收的时候，必须得到民众代表的授权与许可，政府不能随意征税。很显然，这句话所约束的是政府的“收入”问题，它要求政府在征税的时候，必须先要说服公众，得到公众的理解与同意。人人都是纳税人，作为纳税人，当然有理由追问自己的钱的去向。这在今日，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公民应该具有的基本常识。

　　换个角度来说，在更深层次上，对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一系列财税问题的追问，其实是公众对于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以前是负责一切的、高高在上的“大政府”，现在却是社会、个人重新分配权力，接受监督与限制的“小政府”。某种意义上，对财税问题的追问，也未尝不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

　　温家宝总理曾表示，三公消费“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而2010年底的时候，《人民日报》的评论则指出，“公车改革不见得需要特别高明的设计，它最需要的就是触碰既得利益的改革决心与魄力。”其实，何止公车改革是这样，“三公”乃至一些涉及政府公务消费的问题上，并不需要特别高明的设计与措施，最需要的只是“触碰既得利益的决心与魄力”。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要敢于晒账本，只有每一分钱都能在阳光底下流动，一切都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