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王启峰

　　■马想斌

　　重新打量公益慈善走过的2011年，我们会看到，丑闻与大善并行：郭美美的炫富微博能让红十字会的“百年老店”蒙羞，而小小的微博转发就能为贫困孩子募集到千万元的“免费午餐”。或许这一切正昭示着这个时代的“慈善”特点——政府试图包办全部社会事务的愿望似乎与现实有些距离，公开与透明越来越成为慈善事业的主题，生长于民间的公益之花已遍开四处，并有望进入主流慈善范畴。

　　“我做了近10年的调查记者，都是在揭露，现在，我想做一些建设的，温暖的事。”记者邓飞说。他的公益之路，从“微博打拐”开始，兴盛于“免费午餐”。他认为，孩子是全社会最大的公约数，最能牵动每个人的心，会聚起陌生人之间的善意。

　　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巧合。今年以来，有3位著名的媒体记者，邓飞、王克勤、孙春龙，都转型投入了民间公益之路。王克勤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合发起“大爱清尘——寻救尘肺农民工大行动”，寻找与救助家庭困难的尘肺病农民工患者及其家庭。邓飞发起媒体人联合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发起“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而调查记者孙春龙，则辞职寻访1945年远赴异域的抗战老兵，让阔别祖国几十年的老人陆续回到了家……

　　基于此，2011年被称作“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元年”并无不妥。或许，公益慈善的路原本就在民间，而政府主导的慈善机构，唯一出路在“置之死地而后生”，启动迈向公开与透明的革新之路。

　　2011公益“红与黑”

　　10月，为玉树孩子募集冬衣的活动就开始在网上风风火火。“衣加衣”、“为孩子加个菜”……这些民间公益活动总有一个温情的名字作为符号，唤起更多的普通人加入到公益行列。只要你有那一丝善念，有愿意帮助遥远陌生孩子的心，通过网络搭建起来的志愿者平台，就能把你的爱心传递到需要的人身边。而这一年，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或登录微博，随处可见各种民间公益组织的爱心行动。

　　这种来自民间的公益行为，因有了微博的出现，被称为“微公益”，并覆盖了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捐助者中，有商人、记者、作家、官员，甚至不乏拾荒者的身影。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他们量力捐献各自能够承受的钱、洗干净的旧衣物或者新买来的棉被。在微博上，每天都发生着各种“拍卖”活动，首饰、艺术品等等，拍卖者承诺将款项捐赠给公益活动，往往应者云集。

　　民间公益人的努力，甚至影响到政府决策，并带来回报。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10月29日，全国人大就修改《职业病防治法》，加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内容：对少数职业病患者因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定劳动关系的，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和生活等方面的救助。同时，国家应建立专门的救助基金，解除患者的救助问题。接近岁末时，孙春龙在深圳的“老兵基金会”注册成功，他的心愿是：争取让每个远征的老兵，像英雄一样凯旋。

　　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中国慈善事业在2011年也遭逢了危机。红十字会因郭美美事件陷入全民信任危机，捐款额急降；“中非希望工程”又遭遇“是买卖还是慈善”的口水仗；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筹款金额连续两年全国第一，但公益开支与筹款能力反差巨大，涉及“善款放贷”、“善款投资”、“公益项目缩水”等等问题；杨澜、刘永好、陈光标……一个个热心公益的公众人物先后受到质疑，并牵出背后复杂的人际关系网。

　　一方面丑闻频发，但另一方面，由市民社会自发的公益慈善行为却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为中国公益界挽回了脸面。这就是2011年的公益“红与黑”。

　　让鞋子直达孩子的脚让午饭盛进孩子的碗

　　如果说，2008年民间公益力量呈井喷的态势，源于当年的大地震。那么对于2011年来说，似乎并没有特别重大的社会灾难，亟须让民间力量来弥补，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转身从事公益，并引发民间公益热？

　　前记者孙春龙说，他做公益是为了实现救赎。2008年他去了一趟缅甸密支那，采访了一名流落在异乡的中国远征军老兵。面对老兵在异国他乡糟糕的生存境况，产生了强烈的“救赎感”，于是发起“老兵回家”的行动，积聚各方面资源让老兵回到自己家乡看看。谁知，一发不可收拾。

　　王克勤的“大爱清尘”项目也来自采访。2009年7月，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引发了对尘肺病患者维权难的关注。王克勤跑到甘肃古浪、四川甘洛等地调查尘肺病人的生存状态，一些患者的悲惨境遇让他深受震动。

　　不论是通过舆论监督去推动社会的调查记者，还是怀有抱怨看待现实的人们，在2011年，经由网络，突然发现了自己还有另外一种工具，那就是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通过微博转发的“微力量”，人与人之间可以互动，也可以把感动立即转化为行动。“从爱和善良出发，陌生人之间很容易达成共识，实现改变，我们付出爱和善良，也收获着这些美好的东西，我想这是一种良好的改变社会的方式。”邓飞说。

　　也正因如此，我们看到社会民间善意和志愿精神的系统成长。零散的个人努力正逐渐汇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自觉地加入到公益的行列。他们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让捐助直接有效地抵达目的地，使鞋子直达孩子的脚，使午饭盛进孩子的碗。尽管目前这种来自民间的公益力量，与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缺口，还不足以解决大部分难题，但毫无疑问，这股力量正迅速壮大，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小溪终将汇成江河。

　　爱心需要公信力凝聚

　　2011年慈善事业的“红”与“黑”此起彼伏，一些官办慈善混乱不堪的账目，对照民间公益账目的清晰可查，公益界本能地开始反省和检讨，结论差不多是一致的：慈善业若要得到永续发展动力，公益组织若想赢得更多人心，必须重建公信力。

　　在公信力重建问题上，公益界一些人士认为，监管部门能否积极作为，事关公益环境的优化，以及萌芽状态中的现代慈善进程。真正意义上的慈善业监管体制长期未能实现。民政部专司促进慈善事业发展职能的机构，成立迄今只有短短3年，才拉开一个架构，真正负责全国慈善事业管理的人员配备也只有寥寥三四人，力有不逮，尚未来得及进一步向完善有效的慈善业工作机制延伸。

　　今年，自从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和青基会三大公益巨头接连陷身是非之后，此项工作显得迫切起来。官办慈善机构必须考虑建立日常监管模式，并将此监管向纵深处和结构性推进。12月7日举行的中国红十字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国红十字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在工作报告中系统阐述了改革思路，提出将红会纳入国家发改委综合改革试点等多项措施。这个改革思路也被人们寄予厚望，毕竟，如果经由红十字会的改革，最终能启动相关社会组织的改革，这不仅对中国慈善事业，也对民间社会的活力释放、社会的自我管理都将起到良好作用。

　　今年，民政部先后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年-2015年）》、《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并代国务院办公厅起草了《关于加快慈善事业发展的意见》，根据计划，后续还将发布《企业公益慈善行为指引》。为了免却引致行业内部的对立情绪，这些被称作“纲领性”的文件，分别又都淡化了其刚性成分。比如关于公益慈善的第三方监督评价机制，在民政部颁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中一笔带过地提及，要“完善公益慈善组织的第三方评估制度，促进公益慈善组织不断提高社会公信力”。

　　显然，中国的慈善事业要走更远的路，慈善公信力的重建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