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5年后，因为工作不顺利，周亚峰回到贫穷的家里

　　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很多农村贫困家庭的父母通过供子女上大学来改变一家人的命运。然而，近些年，扩招加之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让这也变成了一项风险投资。在经历了子女被大学录取那短暂的骄傲和喜悦后，留给这些家庭的则是血泪交织下的负债，还有遥遥无期的守望。

　　在陕西省合阳县，党宪宗——一个小县城的商人和纪实作家，用近十年的时间，关注和追踪着这些家庭，完成了《沉重的母爱》到《沉重的回报》两部著作。他希望若干年以后，那些曾被供养过的孩子们能在记忆深处牢记父母的恩情。

　　29岁的周亚峰回到渭北塬上这个叫做万年河村的土沟沟已经俩月了。

　　8年前，考上西南一所大学的周亚峰曾一度让父亲周红财和母亲乔淑蕙脸上的皱纹舒展了许多。而现在，他们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大很多。

　　万年河虽然有个很好听的名字，但却是名副其实的沟槽地。

　　隆冬的塬上，沟槽地里还有稀疏的玉米秆子没来得及砍掉，地堰边野生的柿子树上零落地挂着几个柿子。回到家的这几个月，这个曾经让父母在全村人面前有过短暂荣耀的大学毕业生，每天拿着砍刀在地堰边砍着酸枣枝和柿子树杈。

　　干这样的农活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娃，即便是在大城市“历练”了多年，也没能改变这点。

　　60米的天井差点要了父亲的命

　　“你还认得我吗?”2011年12月22日，见到周亚峰时，69岁的党宪宗对这次意外的碰面有些兴奋。

　　纪实作家党宪宗八九年来一直关注这家人的境况，但这是他第一次见已经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物。

　　一开始，周亚峰不言传，后来他扶了扶600度的近视眼镜说：“不认得。”2004年冬天，党宪宗为写一本当地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曾经造访过周亚峰的家。那时，周亚峰已经在四川一所航空学院读大学二年级，每年即便是省吃俭用也得一万多元。

　　那年，周亚峰的父亲周红财正是壮年气盛。党宪宗见到他时，这个当过兵的父亲很健谈，“再累再辛苦也一定要把娃都供出大学去，不欠账。”当周红财知道党宪宗是个作家时，很骄傲地向党宪宗透露自己的大儿子是个大学生。

　　这是一种怎样的骄傲?

　　在后来的纪实作品《沉重的母爱》一书中，党宪宗这样写到：农民大学生这顶桂冠是父母的血和泪交织成的!所以，这所谓的“骄傲”是流血流汗的精神支柱。

　　很快，周亚峰给这个家庭带来的“骄傲”又成了这个家庭后半辈子的重负。

　　周亚峰读大学的第三年时，父亲周红财并没有实现“不欠账”的愿望。

　　在万年河村这个靠天吃饭的贫瘠沟槽里，庄稼仅够口粮，父母怎能仅靠种庄稼来供周亚峰读大学，借账成了周亚峰读大学时学费的主要来源。

　　为了还账，乔淑惠每天骑着自行车到离村近40里外的合阳县城打工。周红财白天种地放羊，晚上就去地堰边的土沟和杂草堆里逮蝎子。在党宪宗走访的近百个渭北农民供养大学生的家庭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家庭都有过逮蝎子的经历。

　　蝎子都躲在杂草最茂盛的土旮旯里，又只能晚上去逮，人不仅要冒着被蝎子蜇的危险，还要防着脚踏空从土堰上摔下来。每年周亚峰的学费，有近一半都是父亲逮蝎子三元五元凑起来的。

　　周亚峰第三年大学暑假，为逮蝎子，周红财不小心踏空跌进足有60米深的天井窟窿里，第二天凌晨三点多才被人发现，送到县里的医院抢救了六七天，命才保住。

　　党宪宗在写这个故事时自己也落泪了：“中国的农民供个大学生咋这么难。”

　　这些细节都被党宪宗一五一十地写进了书里，只是人物都用了化名。

　　父亲醒来后，周亚峰伺候了父亲几天就开学了。临走时，原计划要拿走13000元学费的周亚峰只带走了8000元。秋末时，乔淑惠卖掉了辣子和玉米东拼西凑，凑足了5000元给儿子寄了过去。

　　周亚峰开学临走时，周红财和乔淑惠试探着问他考研的事，周亚峰一下就火了，“你们再给我备下30万我去考研、结婚、买房子”。

　　周红财在病床上气得嘴直打哆嗦：“好，你在西安给爸瞅一个有钱的单位把爸放在门口让车轧死去，看给我娃赔上30万命价。”

　　党宪宗猜测，这次很不愉快的谈话是促使周亚峰从2006年离家以后再也没回过万年河村的一个主要原因。

　　“娃呀，快好好上大学，等你毕了业咱家就不这么穷了。”那次临走时，周红财一再嘱咐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