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那本《西行漫记》的中文版的序中，这样评价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进行的长征：“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斯诺希望后人能永远铭记长征，并期待“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斯诺希望后人能永远铭记长征的愿望或许能够实现，不是通过史诗而是通过遗产的方式。据悉，四川社科院已向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中西部14省市区发出了“长征路线申遗”倡议，并得到了后者的积极响应。假如申遗成功，列入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么也就意味着一群衣衫褴褛的中国人，在70多年前被迫进行的那个人类史上少有的悲壮行动将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和精神财富，而为世界永恒铭记。

　　文化遗产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铭记。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指的是“一种集团或个人的创造，面向该集团并世代流传，它反映了这个团体的期望，是代表这个团体文化和社会个性的恰当的表达形式”。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其艰难和卓绝，及对人的意志、信仰和精神力量的考验来说，绝对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伟大创举。

　　对此，曾策划“我的长征”的崔永元，有着很准确的概括。他说，长征是一次挑战极限的过程，不仅挑战体能，也挑战性格，挑战能力，挑战心智。它让消极懈怠无藏身之处，它带来的考验无法轻易应付，必须打起精神，积极面对，它的目标遥远却又清晰，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的胜利与自豪均匀地洒在每一个前行的脚印中，你忘记了路上的感觉，你就体会不到成功的滋味。这也是斯诺那本长征纪实出版后引起西方轰动的原因——或许对于西方民众来说，那个被列强欺负的民族，竟然还有一群大无畏的人存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不可能会被灭亡的。

　　事实上，70多年来，不断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人，为红军的悲壮举动所折服，出现在红军曾经走过的这条漫长征途上。他们一再地提醒我们，尽管长征有着特殊的背景，但就其表现形式和精神价值而言，它乃是真正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限的人类精神的丰碑，人类历史上这种伟大的社会实践留下的最基本的财富，恰恰是生而为人所不可或缺的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而这种巨大的人文遗产，不仅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也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兴衰。因而，它理当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占有重要一席。

　　在价值体系多元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国工农红军在70多年前进行的这次长征，依然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要想感动别人，首先得感动自己；要想别人铭记，首先得自己铭记；要想成为人类的精神遗产，首先得成为自己的精神遗产。今天，我们虽然物质富裕了，可精神空虚、价值迷失，对自我和物质追求的过于强调与放纵，让很多人忘记和放弃了人之为人本应具有的精神信仰和社会担当。一个缺乏健康的主流价值、精神不健全的民族与国家，是很难在如今的国家的竞争中胜出的。

　　就中国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而言，中国在进行一次新的长征。新长征面对的困难同样艰巨，因而，如果能借着长征的申遗而让社会重温其精神，有助于重建社会的价值观，即使长征成不了世界遗产，它也已经成为我们心中的遗产。

　　（邓聿文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