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家长会说，扯这些干吗!让我娃考上重点大学就行了。虽然我知道中国的大学办得并不是很好，但我还是要告诉学生，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努力去考大学，在一个身份社会，大学文凭就是你一生的文化身份，“一本”和“三本”的利益含金量还是不一样的。当社会都在认可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努力争取，在现实功利上可能会吃亏。

　　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高中三年就是人生最紧要的三年。对于语文，我有十几年的高三教学经验，我认为考学训练是低技术含量的工匠活，几个月就够了，而知识积累、思维训练、精神涵养等等这些“内功”则主要在平时。语文成绩只是语文学习和人格训练的副产品，而且有“显性成绩”和“隐性成绩”之分，“显性成绩”是考试量化，“隐性成绩”则是生命成长，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就像身高体重与身体健康，我们不能只管身高体重而不管身体健康。

　　我自知生存靠社会供养，回报社会能力有限，人微言轻，似乎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我又不想满足于无意义生存，总想给这社会留下点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会活到哪一天，因为年龄一到，血压老高，天天服药，似乎有很多书要读，似乎有很多事要做，似乎有很多文章要写，但工作及各种事务把人的时间撕成碎片，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也似乎被撕成了各种碎片。生命短暂，鲁迅说：“抓紧做!”但我能做什么呢?教书和读书写作似乎成了我生命最后的选择。我自认为40岁以前为了生存需要做了许多没有多少意义的事情：出书几十本，但都是速朽玩意儿;比起农民工，挣钱也算不少，但发现钱不过是一个不断在贬值的身外之物。我为自己的生命做了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而为自己的生命做事难道不也是为这个世界做事吗?

　　记得一句话：“死人的墓碑如果不立在活人的心中，那这人便真的死掉了。”如果有一天肉体消失了，精神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某些生命里面，难道不是生命的延续吗?

　　作为教师，教书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我别无选择，只希望在学生的精神世界里延续一下我的生命，这在至高者看来，是多么渺小的一件事，因为一切都只是过程而已，谁也无法保证永垂不朽。但在我，又是多么看重的一件事。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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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给课堂灌注一点生气，给语文一双飞翔的翅膀，让学生在思想中学会思考与写作，让他们在把许多东西忘掉之后能够真正留下一些东西。

　　至于说到我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历史文化的批判乃至于对教育或者学校某些做法的批判，有家长认为是“牢骚”，我要说：“我不是屈原，我没有冤屈。”我有车有房，家庭幸福，儿子也有工作，有很多尊重我的同事和朋友。我也很感谢学校这些年来给我的包容和相对的自由，能让我做一个有尊严的教师，能够在一个很小的精神空间中影响这个社会，传达一种精神的能量，从而给学生带来一丝温热。我希望给课堂灌注一点生气，给语文一双飞翔的翅膀，让学生在思想中学会思考与写作，让他们在上了大学把许多东西忘掉之后，能够真正留下一些东西。

　　再从实用价值来说，批判是思想发展的必备素质，年轻人就要狂一些，该谦虚谦虚，该骄傲就得骄傲，因为谦虚是认可别人，骄傲才是认可自己，骄傲也可以让人进步。可当下的教育就是让孩子不断认可定论，记“标准答案”，把孩子搞得一点脾气都没有。许多孩子小时候活蹦乱跳，上学后渐渐变得呆头呆脑，小时候还像哲学家，爱思考大问题。越长大越世故、越深沉、越谦虚，其实是越来越失去自信。而自信正是人格核心。

　　我们只说孩子作文写不好，得不上高分，没有思想的作文怎么能够得高分。如果我们不让孩子去触碰大问题，不去关心社会，不去思考自己，不直面人生，如何能写出像样的文章。我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我们采用的手段之间岂不是南辕北辙?而且，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最后走上社会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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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望，20多年了，我还在这个讲台上“活”着，因为我的同事和熟人里，从20多岁的青年人到40多岁的中年人，为教育“献生”的并不是绝无仅有;但还有些面对这种教育现状早就落荒而逃，做官或做生意去了。

　　从内心来讲，我是把这些孩子当我的孩子来教的，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虽然我做得不够好，但一直很卖力。我认为，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就此而言，教师最大的成功就是能够影响别人的大脑和心灵。打动学生，先要打动自己，说服学生，先要说服自己。为了孩子，我顶着压力探索课堂改革之路，为了孩子，我在上课的激情与浪漫中常常忘掉自己。我天生愚笨，又不会“巧干”，但我觉得，顺应外界不难，放过自己不易。对于语文教学，我觉得技巧并不是最重要的，“讲什么”永远比“怎么讲”要重要，在一个道德技术化的泛表演时代，总得有人冒傻气。

　　当然，作为一个教师，一定会有许多孩子喜欢你、认同你甚至“崇拜”你，但也一定会有孩子(或家长)误解你、反对你甚至“藐视”你，因为人的价值选择是多元的。在现有体制下，学生无法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老师，老师也无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可育之材”，一切全靠行政之手调配出的“缘分”。喜欢不喜欢都是“缘分”，对于学生而言，适合自己的好教师可遇而不可求，对于教师而言，也看是否碰上投合自己方法与理念的“有缘之人”。学生和教师都没有互相选择的自由。教材也很难自由选择，虽有选修课，但哪个学校真正让学生们“自由选修”呢?在一种别无选择的力量面前，教师和学生的思考也必须“体制化”。孩子们从小就被迫适应“二元话语系统”，要学会说“道德的语言”，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要不断认识“语境”的厉害。

　　王富仁说：“只有真实的表达才会有健全的人格。”可在“经验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分裂中，孩子们只能在“听从外界”与“听从心灵”的痛苦选择中不断地陷入困惑与矛盾(我们文史教师们何尝没有矛盾与分裂呢?)，孩子说话写作哪敢随便造次，在分数统帅一切的逻辑背景下，谁敢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说这些，不得不交待，在中学，我是为数不多的追求个性的老师之一。我认为，思想只有经常保持自由的状态，才能具有勃勃的生机，但是，“教育意味着将一种观念加以强化从而忽略了那些‘缺席者’，面面俱到的教育，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已经失去了‘教育’的目的，教育者总不得不替受教育者作出选择(汪丁丁语)。”这就使教育成了一种“自由选择”的艺术。一种价值的被选择，意味着另一种价值的被忽略。要一个有具体风格与个性追求的教师，来满足无数个有个性追求与风格喜好的学生，不是一种奢望，也可能是一种强加。

　　我认为，人，不是人民币，无法让每个人满意。当然，人人都喜欢的“超人”型教师可能是有的，但至少我不是。在一些知识观点的表述上，我往往是本着心灵与良知的自由，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这些，我们的民族难道不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