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判大会结束以后，法院贴出了判决布告，但一共只有三张。每张布告跟前都守有警士，只许观看，不许抄记，更不许拍照。贴出半小时就被揭了下来。”一位商洛警方人士回忆说，这是因为上级有指示，意在尽可能缩小影响，同时又合乎程序。

　　商洛当地严控龙治民特大杀人案的信息外泄，并杜绝记者采访此案新闻。

　　纵然在27年后，新快报记者试图到商洛中院调看案卷存档资料，也被当即回绝，负责媒体联络的研究室负责人坚称此案“不能报道”。陕西省公安厅一些曾参与该案侦破的民警也不愿深谈此案。

　　不过，饶是如此严控，附近地区还是谈之色变。某县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人们说是龙的同伙干的;某县发生了拐骗案，人们也说是龙的同伙干的。一位居民回忆说，龙案发生后，商县农民外出打工无人接收，干部出差没法吃饭、住宿。“仿佛一夜之间，商县人都成了活阎王”。

　　正是由于信息极不透明的缘故，新快报记者采访中与当地居民交谈时，他们也为很多问题所困扰。诸如：遇害者是不是远远多于48人，鉴于害怕国际影响太大就没再深挖了?龙杀的是不是如他宣称的那样，绝大多数是残疾人?龙杀人，是不是为了给妻子消业，让其残疾的双腿恢复正常?杀这么多人有没有征兆?等等。

　　新快报记者来到王墹村时，见到发生血案的那幢瓦顶土屋还在原处。

　　这个与商州汽车站相隔仅5公里的村子居住集中，通往西南各镇乡的公路从村前经过。而龙治民家与公路相距仅四五十米。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在人眼皮底下的地方，会发生48宗命案，却无人察觉。

　　80岁的村民鱼正满曾参与尸体清理。他说，发现的尸体肯定是全部清理完了的，并无遗漏。龙治民夫妇被枪决后几年后，一个回村的老人以300元买下了这房子，如今已经去世了，房子无人居住，也没改造。

　　龙夫妇有个1979年出生的女儿，现已33岁，在外婆家带大。

　　村民张彩娥说，由于受父母影响，在学校被孩子们羞辱，龙的女儿没读成书，早已改名换姓，远嫁至新疆。

　　公安部的调查表明，对龙治民3年杀人毫无察觉，是当地公安部门严重的失职。对大量的失踪者，公安部门并未加以重视。

　　姜银山在寻找弟弟姜三合期间，两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均未见回音;随后他又直接把信写给了地委第一书记白玉杰。

　　之后，龙又杀害了两人。如果商洛地委能对姜银山的第三封信予以重视并及时处理，是否能使龙早几日暴露，从而使最后两位死者幸免于难?

　　此外，闫淑霞在其夫作案的3年中，曾由舅父代笔向有关部门写过一份离婚诉状，诉状里除了指控龙对她的虐待，也透露出一些龙犯罪的情况。

　　但如此重要的信件，有关部门也未予以重视。

　　村民张彩娥说，在凶案暴露的前几日，闫淑霞已是非常害怕回家，住在附近的村碾房里，任由龙治民怎么叫都不回去。不过，这些照样没有引起谁的关心。

　　(本文细节来自于首次公开的《陕西省志·公安志》、陕西省检察院商洛分院龙治民闫淑霞案《起诉书》、《商州市志》以及记者对当地公检法、群众采访等所获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