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童年时代一大开眼之事，就是趴在校园墙头看坏人游街，警车如林、五花大绑，好不热闹;记得孩提时代流行迟志强的歌：二尺八的牌子我脖子上挂呀，大街小巷把我游。不曾想，“游街示众”那样一件带着鲜明“专政斗争”时代烙印的司法场景，时隔多年依然屡见不鲜。

　　日前，备受关注的陕西洛南县金店被抢案件成功告破，网络纷纷传播这样一组画面：两名疑犯挂着“抢劫犯”的牌子，五花大绑被示众，周遭布满民众，更不乏诸多黄口小儿睁着好奇的眼睛打量这一幕。虽然当地警方称这一幕是“指认现场”，但从场景上来看，已造成了“游街示众”般的效果。

　　当然，对此场景，拍手称快者不乏其人，“以暴制暴”向来是最朴素的社会心理之一，而以“示众”这类方式震慑犯罪也是中国由来已久的司法习惯和执法思维。只是，当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改革开放并行30多年来，“示众”这类蕴含着古代司法色彩和专政时代烙印的行为，显然已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

　　早在1988年，当时两高和公安部就联合发过《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等对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一律不准游街示众。可见，执政者早已经清醒意识到“游街示众”不合时宜了。

　　其实，杜绝以暴制暴、反对对恶人施行游街示众等侮辱性惩罚，道理并不复杂。假如当一个国家连罪犯的基本权利都能予以保障时，那么其他公民的权利才更有可能得到保障。某种意义上，疑犯权利被保障其实是为所有公民权利保障兜底，一个人人喊打的恶人，在受到千夫所指时不至于像蚂蚁一样，被蹂躏被践踏，那么，所有那些在社会地位上、身份上比他们“优越”的人，才更可能于现实中在权利方面受到法的尊重与保障。近年来，司法机关也在这方面有些努力，例如给嫌疑犯戴上头套等，都是为了保障犯罪者的人权。但形式上的一些努力，和实践中对法治精神的理解践行，其间还有很长的距离。

　　其实，对于恶人，从道德和心理层面，人人都想骂之打之唾弃之;但在法治层面，必须树立起一种人人平等、无时无处不在的人权保障体系。保障恶人的合法权利，绝不是对恶行的纵容怂恿，也不是对恶行的包庇护短，而是对人人平等的法的精神的捍卫，是对法治程序的尊重。就像公共娱乐场所放置安全套，绝不是怂恿支持性交易，防止艾滋病等的传播和扫黄依然并行不悖;就像保障乞丐乞讨权不随意清理他们，并不是鼓励乞讨者都去当街要钱缠讨，而是对弱者生存权利的尊重与呵护，是要让权力在权利面前保持谦卑。

　　如果当类似的一幕出现在孩子的面前，请捂住他们的眼睛吧，不要让这些有违人性尊严的种子，在他们的童年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