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y变翠花:城市"新中产"春节"恐归" 主动申请加班

 　　年关将至，城市里不同阶层的新移民带着乡愁或乡怨，离开了都市，回到家乡。继2015年的春节，王光磊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春节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掀起了无数反思与讨论。与此同时，每年春节必然出现的类似于不久前彩虹合唱团《春节自救指南》的爆款话题则暴露出了另一种精神结构：以“七大姑八大姨”作为能指，所抒发的城市中产阶层(或预备中产)对家乡的鄙弃。然而，我们如何不驻足于悲情与怨恨，让“乡愁”和“乡怨”成为一种能动的力量?2017年春节期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将陆续推出由知识分子、新工人、学生、乡建者等不同主体所构成的城市新移民(或暂居者)的返乡笔记，以期从不同视角激发新的思考，并试图呈现一条从乡怨、乡愁到乡建的艰难道路。

　　从求学的南方都会回到北方县城的家乡过年时，乡里乡亲的长辈们总是关切地打听我这“90后”的“就业去向”：妮儿上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能分配到什么单位工作？最初听来深感错愕，因为国家统包统配单位的就业制度，早在世纪之交已是烟消云散——而那时我才刚读小学。几年来，这个问句的出现频率惊人地高，我也就习惯了一遍遍告诉不同的乡亲长者：现在不兴国家分配了，靠市场调节；毕业生大把，工作得自己找。

　　或许是代际差异使然，家乡父老仍惯用过去的语言，来关怀我们这些离乡读书、即将沉浮于劳资关系中的年轻人。“漂一代”打拼生活的“北上广” 早已“不相信眼泪”（2015年即有同名电视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而仍在小地方生活的老人却陷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时代脱节。与其说这是“代际差异”，不如说故乡与异乡也日渐分化，将“代际”问题嵌入到城乡差距与城市等级化的秩序结构之中。

　　近年来，“乡愁”因“返乡书写”而洪流泛滥，与之相伴相生的“乡怨”叙述却仍是微妙的潜流。“春节返乡青年”对于“七大姑八大姨”的深深幽怨，以及对“小地方”人情世故的暗自不屑，均包含了一种基于代际对立（子女与父母亲戚）以及空间对立（大城市与小地方）的想象，并在某种意义上被解读为价值观的高下区别。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趋势与人口流动语境下，“春节”亦是“漂一代”新旧身份短兵相接的微妙时刻。“乡愁”与“乡怨”互为缠绕的焦虑，已成为城市“新中产”移民普遍而颇具张力的感觉结构。

　　从《常回家看看》到《春节自救指南》：

　　是亲人“黑化”了吗？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歌曲《春节自救指南》近日爆红，引得微博、朋友圈的一众青年叫好不迭，极富症候性地将这种新的代际问题推入了公众视野。团长金承志戏称该曲“专治父母逼婚、亲戚围堵、熊孩爆炸、隔壁老王等春节顽疾”，创意来源于自己“前半生的苦难”，因此炮制这枚神奇药丸聊以自慰，拯救广大“春节返乡青年”于水深火热之中。歌曲的开场白便站在年轻人的立场重新定义了“春节”：“阿甘他妈说过，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就像你每一次回家，也完全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和各种亲戚，又要给你出什么样的考题。这种期待见面却不知道对面招数的设定，我们称之为 薛定谔的春节 ”。

　　原本亲人团聚、把酒言欢、围炉夜话的温馨戏码，戏剧性地幻化为“春节返乡青年”身陷险境、方生方死的“薛定谔”时刻，不得不说是个巨大的调性转折。在《春节自救指南》之前，最负盛名的“春节返乡”歌曲恐怕还是1999年春晚中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来自她同年的新专辑《好好工作》，此后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大街小巷回荡过好些年：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总操心就问个平平安安”

　　当许多公众号文章纷纷怀念80、90年代春晚的精彩节目时，春晚金曲《常回家看看》里的返乡叙事似乎有意无意地被公众遗忘了。为难得回家的子女指点人生的和谐场景恍如隔世，取而代之的图景则是两代人“鸿门宴”上的激烈“互怼”。有趣的是，《春节自救指南》中的“七大姑八大姨”，正是上世纪末《常回家看看》中的“子女”一代。只是在新一代子女的叙事之中，跨代际沟通失效了——家乡的老人对于子女在异乡城市“生活的烦恼”和“工作的事情”非但提供不了有价值的建议，反而成为一种滑稽而又苦涩的代际“压迫”（涵盖收入、就业与性别等多个面向），致使我们爱抖机灵又“易燃易爆炸”的当代青年不得不在返乡之时发起了戏谑而悲壮的“自救”运动——一场没有硝烟的“价值观保卫战”。

　　“七大姑八大姨”与“代沟”问题

　　值得追问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春节返乡青年的首要命题不再是团圆，而变成了自救？什么原因制造了如此断裂的文化差异与代际冲突（或仅仅是被传媒放大了）？笔者不想简化此一现象的内在复杂性，因其甚为深刻地牵涉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之下乡土性“原生家庭”日益暴露的结构性负担、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对传统婚姻关系的本质性改变、以及数字鸿沟的代际区隔等宏大问题，甚至具体地坐实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个体差异之中。然而，“春节自救”作为一种典型的戏谑式“乡怨”表述，确乎呈现出某种吊诡的权力落差（尤其是话语权），亦即青年对老年、城市对乡土的优越感，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定性权威。

　　近年来，青年一代对老一辈人的优越感和文化歧视似乎已成为一种常见的叙事。 “七大姑八大姨”此一具有鲜明性别指向的能指，使人联想到此前频遭污名的“广场舞大妈”：粗俗、喧嚷、素质可疑、无度干涉他人生活。而“春节返乡青年”所面对的“亲生父母”及“七大姑八大姨”，与“广场舞大妈”正是同一个代际主体。只是，在新兴媒体有关代际问题的讨论中，青年一代是话语权的主导，老人则常常是被再现、但无法自我发声的“他者”。这一点在当下的“乡怨”叙事中亦复如是。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然而，当长辈们的生活方式被下一代否定时，主动指点晚辈生活成为一种转移焦虑的行动。所谓“代沟”不只是年龄导致的个人心理和思维方式差异，也包含了政治经济语境对于个体的日常嵌入。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成长、就业后经历市场经济改革冲击的父母一辈，与成长于消费主义蓬勃展开的“去政治化”时代的子女一辈，二者对于工作、生活、婚姻有着不同的规划与预期，是可以理解的现象。倘若基于对各自经验脉络的认知，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并非不可能。就此而言，《春节自救指南》作为“填补代沟的主动反击”，虽是向上一代人寻求沟通与和解的行动，却更也是青年一代经由吐槽与撒娇来确证自我认同并询唤共同体的行动：上一代人不见得能听懂神曲的梗，然而，“没人能在我的BGM里战胜我”却成为了当下极具时代烙印的话语狂欢。

编辑：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