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中粮集团以61亿港币收购蒙牛20%的股权引起过舆论的关注。虽然就收购本身来说，这是一起正常的商业并购活动，但是，在金融危机这么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由粮油行业一家最大的国企注资给一家在牛奶行业颇有实力的民企，缓解后者的资金困境，无疑使人们联想到，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收购案，而是预示着一种趋势，即国企在金融危机中“高歌猛进”，民企则在金融危机中逐渐溃败。

　　我们跳开蒙牛，放眼更多的民企，就会发现金融危机中受伤最大的其实是它们。前一阶段沿海做加工贸易的很多民营中小企业因为定单大幅缩水，资金链断裂而纷纷倒闭。一些民企虽还在苦苦支撑，但亦处于风雨飘摇中。

　　但是，与民企的战战兢兢相比，多数国企在危机中的日子则风光多了，这里的区别就在于：一是国企的数量比民企少得多;二是国企一般都位于产业链的上游，即使是一些竞争性国企，也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三是国企应对危机的手段和转嫁危机的能力比民企强得多。别的不说，在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投资和银行信贷基本上都落到了国企的头上，而民企得到的“份额”很有限。另外，国企一旦身陷困境，还有政府的直接补贴。像去年国家补贴给几大航空公司和两大石油企业的资金就高达五六百亿元。可民企应对危机基本只能靠自己，由于多数民企都位于竞争性行业，且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它们还常常受到国企转嫁危机的“加害”。

　　此种情形造就了金融危机下的 “国进民退”，我们看到，最近各地的“地王”基本被国企特别是央企拿走了。中石油、中铝等企业还纷纷走出国门，大肆扩张，动辄几十、上百亿砸向海外。民企则纷纷收缩阵线，被国企“收编”，惟一的例外是中国平安收购深发展。

　　金融危机下的民企发展困境不仅是由危机本身造成的，例如，由于产品滞销和资金紧张而造成民企大量裁员减薪甚至干脆关门了事;还在于危机引发的“后遗症”对民企发展带来的影响。这些“后遗症”包括，民企很难从银行或其他渠道贷到款;政府对民企的税费加重，等等。由于中国的多数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本来税源就比较窄，在经济繁荣时期，尚可从卖地的土地财政中获取政府所需之收入，或者从国家的转移支付中取得部分收入，从而，对民企可能会“宽宏”一点，税费会轻一些;但危机使得上述两方面收入特别是土地收入大幅减少，而支出由于国家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的强化不见得会降低，因而，要满足政府的税收要求，则只能打企业的主意，加重企业的税费负担，甚至不排除一些地方对企业“竭泽而渔”。

　　除了受垄断国企的挤压以及国家政策中的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外，地方的政企生态环境对民企的发展也起到重要的约束作用。在一个官员事实支配企业发展的环境里，民企若不主动和地方政府拉关系，找保护伞，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但找保护伞是有代价的。中国的民企为什么普遍长不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民企将大量的资源用于“政府公关”。

　　然而，中国的发展需要民企，这不仅在于民企是最具活力的企业形式，还在于中国的国企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分利集团，背离了国企的性质，民众不能从国企发展和壮大中得到应得的收益。因此，民企的大力发展就成为国民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方式。如果金融危机使得国企进一步壮大，民企进一步削弱，肯定不是中国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