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徐志辉被诊断为肺结核。徐回到老家，开始吃药。“连续吃了8个月的药，4种药，两天吃一次，一次吃13粒。”这些药，徐志辉一直到现在还在吃，但是“肺结核”一直不见好转。

　　从2002年开始，陆续有人死去。这其中，有曾经和徐志辉一同闯深圳的徐龙古。而在双喜村11组，曾经一起在深圳做风钻工的同乡先后有10人去世。

　　2004年11月7日，徐瑞乃亲眼见证了同乡徐一龙的死。

　　徐一龙死的前几天，天天在外面晒太阳，骨瘦如柴，头也抬不起来。在徐瑞乃看来，已经是“活死人”了。“他的喉咙像被卡住一样，喘不过气来，滚来滚去，挣扎了三个小时，最后，头朝床边狠狠地撞了两下，双腿一伸，就断气了”。

　　“我心里也怕，但怕有什么用，我知道自己治不好了。”徐瑞乃仿佛看到了明天的自己。

　　“我们后来明白，自己的病为什么吃药没有效果。”对于自己的肺，同样患病的徐瑞宝对记者说，“三番五次去医院检查、照片，到后来，我们自己都照怕了，根本就不敢去看了。”

　　(作者:周喜丰赵尚渝)

　　维权之路竟然由一起偶然的事件引发。

　　4月份，徐瑞宝找到他以前做过事的一个老板，要求对方出钱给他治病。这个老板最后给了他10万元。

　　消息传到耒阳老家，已回到家乡养病的患病村民似乎受到启发。而在此前，村里有死者的亲人去深圳找过相关爆破公司，但得到的答复是，当年已拿了工资了。追讨补偿一事不了了之，没有人去研究法律。

　　5月22日，徐瑞乃、谷运成、刘洪云等10名病情严重的村民从耒阳老家赶到深圳，当天下午，找到他们曾经工作过的一家爆破公司要求补偿。这家公司在表示同情的同时表态说，口说无凭，他们需要去鉴定以确定是否是职业病，如果是，就赔。

　　消息再次传到耒阳，更多的人陆陆续续前往深圳，至6月初，共有170余人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做了检查。

　　6月12日，徐瑞宝去医院问结果，被告知6月1日前检查的结果都出来了，6月15日可取。

　　“事实上，在去医院取结果之前，我们都知道了检查结果”，徐瑞宝说，一份名单已被患病村民从乡里得知。他们被告知，名单是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传真到耒阳的。

　　这份名单是《2009年5月22日-6月3日湖南耒阳籍劳务工健康检查资料汇总》，名单中的150人全部是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做过检查的。150人的胸片结果以Ⅰ、Ⅲ、㈠、0或者“复查”表示。这些不同的数字符号代表患病的程度或者没有患病。

　　正是这份名单，引发了一场风波。

　　6月15日，不少村民又从耒阳赶到深圳，去医院拿检查结果。而在医院出具的“放射科报告书”中，患病人群并没有被确诊为尘肺病，大多是“发现阴影”、“复查”、“作进一步诊断”。

　　“有的人快死了，还说要复诊?”院方出具的结果，与他们之前从名单中了解的信息相差甚远，有人表示不满。

　　院方解释说，这只是体检的结果，并非鉴定结论，鉴定职业病需要出具劳务关系证明才能进行。医院方面并不承认那份到了导子乡政府的名单是他们传真的。

　　矛盾迅速激化。他们拉着医院的负责人去了深圳市政府，要求给一个说法。这事惊动了深圳市政府及劳动、卫生等各有关单位。

　　7月2日，记者在深圳市卫生局、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采访时，遭到拒绝。医院办公室负责人否认那份名单是院方传真给耒阳方面的，但她随后又改口称，这不算是接受采访。

　　记者却从耒阳方面得知，这份名单确是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传真给耒阳政法委的。

　　“医院不承认，显然是怕我们当作职业病鉴定结论，这我们表示理解。”患病民工徐新生说，在6月15日当天，聚集的患病群众也确有言行过激之处，但病人心态急切，这也可以理解。

　　事实上，经过一场风波之后，患病的村民也知道了:检查跟鉴定原来是两回事。

　　在深圳市有关部门随后组织的协调中，徐志辉等人看到深圳市领导对于此事的批示，在“法律框架，人文关怀”的原则下予以妥善处理。耒阳市也派出由政法委、导子乡、双喜村等相关单位干部组成的工作小组赶赴深圳，与深圳方面交涉。

　　这些患病的民工提出了要求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的诉求。但这显然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要认定工伤，须有职业病鉴定书。而做职业病鉴定必须先有确认的劳动关系存在。目前的关键是，劳动关系如何才能得以确认?这相当棘手。

　　“目前，深圳市劳动局正在逐一调查，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徐新生说，他们自己也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以证明与那些爆破公司劳动关系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