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某手机内的短信暴露后。屈女士拿着手机，立刻登门县水利局，要找局长袁琳隆质问：这事很重大，必须见面问清楚。

　　此前，屈女士为第二天质问袁琳隆局长准备了采访提纲，并借来一部录音设备带在身上，准备取证，留做日后袁琳隆不思悔改时，作为教训他的证据。

　　袁认为那些所谓的暧昧短信只是同事之间的玩笑而已，没有其它目的。屈女士说，自己当时就反问袁琳隆，任何一位成人看到这些短信，都会想到是情人之间发送表示爱慕感情的，而袁作为一个已婚的成年男士，给未婚的姑娘郭某发这样的短信，合适吗？如果有其他男士给你老婆在两年内不停地发这些“玩笑短信”，你能做到大度不猜疑，个人感情能接受？屈女士又问袁局长能不能和妻子离婚，娶郭某为妻。袁称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既然你娶不了郭某，又不停地给人家发这种暧昧的骚扰短信，你想干啥？作为郭的老领导，如此对待下属，是否合适？是不是在要挟？以帮忙调动工作为条件，向郭某提出不正当要求？面对屈女士的接连质问，最后袁承认自己错了，是玩笑开大了，玩过了火。并向屈女士和她的儿子表示歉意，希望屈女士放自己一马，并保证和郭某断绝关系，也不再干扰郭的正常生活。

　　临走时，屈女士郑重其事地对袁琳隆局长说，今天我们的谈话都有录音，是你承认的，没人逼你。袁琳隆听后，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半天不说一句话。

　　屈女士一直认为，郭某作为刚从学校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年轻姑娘，毕竟思想单纯，在一心想调往城市工作的个人利益驱动下，难免会被袁琳隆的许愿承诺所利用。何况从短信里能看出，郭某第一次的工作调动，袁是幕后主要推手，何况郭正在办理的调动，袁也在使劲，并非不帮忙。

　　屈女士指着部分短信对记者说，不难看出郭某对自己和袁的关系现状很苦恼，又有些无奈，在刻意回避。而袁琳隆却丝毫没有停止追求的脚步，甚至到了步步紧逼的地步。至于郭某为何冒着暴露的危险，把袁琳隆发来的短信秘密地保存在随身携带的手机里，多数人综合分析后认为，如果袁琳隆在郭某的工作调动中不真心实意地帮忙，到最后郭某会拿这些短信进行要挟，作为工作调动的撒手锏，因为她相信袁的办事能力。

　　屈女士认为，袁琳隆作为老党员和县局一把手干部，利用职权和关系网的公权作为条件，给郭办理工作调动，就应该为他的违规行为及因此造成的不良后果负主要责任。

　　和郭某取消了婚约后，屈女士的儿子情绪很低落，两年不愿任何人提及郭的任何事情，下班回到家就躲在家里钻研业务，刻意让家人不要提及自己的婚姻。和郭的恋爱订婚是小伙子的初恋。“现在这么多短信在这里，让孩子咋想郭和袁的私人关系，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没啥，但从我们个人感情考虑，还是不能再接受郭成为家庭一员了”。

　　屈女士一直严格教导自己孩子努力工作，凭实力进步，本分做人，不能让同事说任何闲话。结果在儿子女朋友的身上却传出了绯闻。

　　屈女士的儿子最后和郭的一位好友成了恋人。姑娘一致认为屈女士的儿子不但优秀而且很讲情义，是个可以托付终生的男人。屈女士的儿子曾对母亲说，如果要向上级反映郭与袁的短信事件，自己将终身不娶，因为这样做事，“还让没结婚的郭活不”？女友也规劝屈女士，为袁郭的荒唐行为生气不值得，再说郭其实也是受害者，以后还要在宁陕生活。

　　“郭某这孩子其实是个受害者，上当了”。屈女士再次谈及郭某的短信门事件，不住为之惋惜：“她还年轻，正面临恋爱找婆家，还要成家立业，往后的路长着呢”。淡定之下，屈女士全家选择了沉默和遗忘。

　　关于宁陕县两名干部的短信门事件，陕西省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会长宋馨说道：北京大学曾有一项调查显示：“爱是多元化的”。随着社会发展，在工作和生活交往中，男女同事朋友相互产生欣赏、仰慕、吸引甚至互相关爱，从人性角度来讲，都在情理之中，是很正常的。但在婚姻层面上，这种情感就必须多一些理性。首先要遵照人际交往的游戏规则，家人、朋友、同事之间的言行，都应该遵守道德规范，符合传统文化的准则；“一个人一生会爱许多人，但婚姻只有一次。”尤其是领导干部、已婚男女，都应在自己的情感上用理性战胜感性。如今，该事件对两位当事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显而易见，可谓得不偿失。

　　我们每个人在单位家庭社会上都有不同的角色，每个角色都有它的规矩范围。切勿因个人好恶，角色越位，给他人正常生活带来莫须有的麻烦和尴尬。当不能给对方婚姻时，那么自己在情感中的角色，就一定要认真恪守。至于男女之间的倾慕好感，我们可以把它转化为工作生活上的鼓励和帮助。只有每个人都摆正了自己的角色，遵守规则不越位，男女之间的感情才会纯洁、深厚、诚挚，两人友情与交往才会在这社会中得以认可和尊重。

　　知名学者、西安工业大学教授郑升旭谈道，恩格斯说过，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的隐私了，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便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由此可见，官员没有隐私权，因为官员的私事不可避免地和政治生活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这位局长的暧昧情感和暧昧短信，首先是对妻子的背叛，其次是对那位未婚女青年一种不切实际幻想的打击。如果婚姻爱情是一种契约，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就是局长心灵的外在表现。他在这里可以背信弃义，在公权力的行使中，受这一心灵支配，行为也可以背信弃义公众利益。也就是说，官员没有也不应该有隐私权。因而公开这位局长的的短信秘密，是对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体现，不存在侵犯了他们的个人隐私权。记者冀辉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