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国家，民生问题都不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因为民生问题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丰富的。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扩展，某些领域甚至变得十分尖锐。这些现象并不全是坏事，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时代的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民生的实质是民权，不仅包括物质权益，也包括精神权益、政治权益等。我们不仅要加大公共财政的倾斜力度，为百姓的物质权益提供更多保障，同时也要不断丰富、满足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有序的政治参与需求。我们的执政能力能否与百姓不断增长的民生需求相适应，将是我们未来执政成败的关键，这就对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多要求。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民生改善将大致沿以下路径展开：

　　首先，民生保障的宽度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目前我国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体系只是初步建立，许多领域有待解决的深层次民生问题还很多，民生难题持续、有效的改善，无疑依赖于更多的制度供给。例如在教育领域，高中教育给低收入家庭造成的压力不容忽视，偏远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的下降也需要进一步重视；医疗卫生领域，我国城乡居民合作医疗的补贴标准、大病救助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痼疾，有待于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切实改善；住房保障领域，除了高房价亟待降温外，城市低收入群体、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群体的住房保障问题也需要管理部门进行考虑，等等。

　　当前，解决作为民生之首的就业问题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据预测，今后几年，我国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将保持在2400万人左右，而受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能力的限制，每年有望解决的就业人数远远低于需求。

　　其次，随着民生问题向精神领域的拓展，文化权益、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社会治安等成为民生保障的新领域和敏感领域，需要更多关注。

　　制度和政策的公平是最大的公平。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部门主导，导致部门利益可能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同时，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规模过大，占有社会资源过多，对制度制定和实施影响力过强。作为深化改革的重点、难点，公共政策制定应该通过更合理的制度设计体现公平。据《半月谈》

　　总人口为5416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平均寿命为35岁

　　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元；年人均粮食只有209公斤

　　50年代：粮票和“公共食堂”

　　1955年10月，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后，粮票发行。1958年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副食和生活用品也实行凭票定量供应。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然而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见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的饭，这年1月，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由于口粮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悬殊，大的已经年过而立之年，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开混沌。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40.1万多名大学生，占参考人数的二十九分之一。左图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高考准考证。

　　1981年，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一篇通讯《雁滩的春天》，报道了1979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六个壮劳力，当年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李德祥成为我国首个公开报道的“万元户”，成为当时先富起来的代名词。

　　八十年代末，下海经商的热潮涌动，尽管在大海中呛水的不计其数，但是在这海潮中生存者，成就了一批创业者。同时，集市贸易逐步繁荣发达，个体户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

　　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的改革。

　　九十年代初，股票市场建立，培养了一批股票置业投资者，投资、理财进入寻常百姓家。家乐福等大型超市出现在各大城市，颠覆了以往的农贸市场和百货商店，改变了人们的购物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上市交易的股票

　　进入新千年，百姓的衣食住行更加突出个性化，信用卡和网购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联系方式。

　　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3.0亿人。2008年6月20日上午10时，胡锦涛来到人民网，同网友们在线交流。据《中国生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