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

　　阿房宫电影院、广济大药房等先后被“公私合营”，但每月固定的股息依然让高家的日子比常人要好

　　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接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的一天，12岁的高启纶接到通知，到东新街开会。在东新街的一家酒店摆了十几桌酒席，来客大部分都是电影院职工以及各大股东的后人。吃完饭，有人就站出来公布“阿房宫电影院从现在开始就属于政府了”。

　　12岁的高启纶自然不明白为什么吃顿饭，电影院就属于政府了，现场好多人在哭，而他光顾着吃餐桌上的好吃的。之后，他就不能免费看电影了。“只好趁别人退场混乱时混进去。怕被人发现，就躲到厕所里，等检过票了，躲在不起眼的角落偷着看”。

　　公私合营终结了高家少爷、小姐们的快乐日子，但高家的生活依然不错。继阿房宫电影院后，集成三酸厂、广济大药房、西京百货公司先后被“公私合营”，但每个月固定的股息却依然让高家的日子要比常人好。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家道衰落已经难以避免，尤其是到1966年8月，最后一次发放股息后，所有企业都归国有。高家的收入只剩下房产租售一项了。

　　解放后，高家还做了一件“聪明事”：把位于周至、户县的400多亩水田直接分给了当地的农民。

　　“虽然一下少了400亩田，对我们的生活几乎没造成影响。文革开始，我们就很庆幸，否则一个地主帽子肯定跑不了。”高家在西安北郊还有几百亩地，基本是草滩，也没进入1950年的土改运动。“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四处琢磨着把这些地白送人，可人家要么没钱过户，更主要是怕被戴帽子，结果送了一圈都没人要。最后交给西安医学院无偿使用才作罢。”

　　“地主帽子”

　　因为“戴帽子”，几个孩子成绩优秀也不能上大学。1958年，高启纶高中毕业，怎么也没等来录取通知书1951年6月，高又明去世前，对房产进行了分配。由于当时高启纶5兄妹都还未成年，高又明就将东木头市19号至23号的5院房子分给了四太太张彩珍和她的5个孩子。

　　有这5院房的支持，就算那些实业被公私合营，甚至股息被停，高家生活依然不错，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真正动摇到我们生存根本的是私房改造运动。”高启纶说。

　　私房改造，法律规定房产属于生产资料，不允许买卖，私房改造主要有两种方式——公私合营和统一经租。公私合营，产权属于政府，每个月支付一定的费用;统一经租，不改变产权，每个月获得的租金比公私合营会高一些。

　　张彩珍虽然是秦岭山里出来的，但跟了高又明这么多年，也很明理，知道私房改造已经不可阻挡。在街道办上门时，她痛快表示，愿意接受改造，但她提出由于家里孩子多，希望可以统一经租。

　　但事与愿违，高家的大部分房子还是被公私合营了，剩下的房子又被统一经租了一部分，只剩下很小的一个院子留给张彩珍母子。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张彩珍拿着时任西安市副市长的杨晓初写的“高又明是名人，希望在政策上予以照顾”的条子找到办事单位。但遭遇工作人员的冷嘲热讽，性格要强的张彩珍忍不住回了一句：“你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做官当老爷的。”这话惹怒了办事人员，房子维持公私合营。

　　因为这次争吵，张彩珍还被告上了法庭，罪名是“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并被戴上了“地主”帽子。最终，张彩珍被判人民管制3年。直到1976年，张彩珍的“地主帽子”才被摘掉。

　　因为戴帽子，几个孩子成绩优秀也不能上大学。1958年，高启纶高中毕业，当年有两次大学招生，全国搞“大跃进”，大学基本招不满，只要高中毕业基本都能被录取，可高启纶怎么也没等来录取通知书。

　　当红卫兵

　　为了表示进步，高启宏涨红着脸向学校的红卫兵主动要求“去我们家抄家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彩珍的小儿子高启宏当时只有18岁，正在西安五中读高中。

　　在北京工作的大姐高葆英传话回西安，说北京已经开始“革命”，到处都在抄家，让家里小心点。

　　这年8月18日，全校的学生包括高启宏都戴上了红袖章，成为红卫兵。但紧接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唯成分论席卷了红卫兵队伍，高启宏毫无悬念地被赶出红卫兵队伍。

　　为了表示进步，高启宏涨红着脸向学校的红卫兵主动要求“去我们家抄家吧”。可能是平时人缘好还是其他原因，红卫兵没有答应，而是回答：“没空，我们都抄不过来了。”

　　学校的红卫兵不抄，不代表其他红卫兵不会来抄。没几天，一拨红卫兵就抄到了高家。屋顶被捅开了，地板被挖开了，能带走的都拿走了，不能拿走的就全部堆在院子里。抄完家，红卫兵还没“尽兴”，又让张彩珍戴上高帽去游街，“当时没有锣，就让我妈拿着一个蒸凉皮的小锅，边走边敲。”

　　第二天，又一批红卫兵来抄家。生前高又明酷爱收藏文物。当时，闻讯赶来的文管所特意派了一辆卡车，从高家拉走了整整一车书画、青铜器等文物。“还好文管所拉走了，不然那些国宝都毁了。”

　　1969年初，张彩珍的二儿子高启维也因“参加反革命集团”被送进了学习班。他进学习班没两天，高启纶也被送了进来，因为他在一个同事的葬礼上写了一首陆游的《示儿》，被认定是“反动军官儿子想复辟”。学习班里都是“黑五类子女”，殴打、没饭吃、不让睡觉是常有的事，工宣队逼他承认是“反革命”，“我当时哪敢承认，一承认就全家遭殃。”

　　7个半月后，高启维终于离开学习班，只是出来时，他的一条腿已经瘸了，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