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投无路
菜刀剁指发誓不是“黑车”
回到住处后的孙中界越想越感觉窝囊——上班第一天就被扣了车,更严重的是还要罚款1万元。
1万元对于来自河南农村的孙中界来说,是他在河南老家一年的全部收入。而这次来上海,因为是第一天上班,工资待遇等细节还没来得及和单位具体协商。而最让孙中界不知所措的是,他不知道这件事该如何跟哥哥说。车是单位的,哥哥又是管理车辆的,自己上班第一天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他越想越气愤。
他问旁边一个安徽籍的同事:“我如何才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早他之前就来上海打工的同事叹了口气说:“你割了头也没办法!被‘钩子’钩住的人又不是你一个,认命吧!这样的事情上海多了!”
在租住房里转了几圈后,孙中界突然冒出了一句:“俺就不信这个邪!”说完他冲出房间,转身走进隔壁的小厨房……
当同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追进厨房时,孙中界右手里的菜刀正在朝自己的左手小拇指砍去。
“你这是干什么?”
同事的大喊让孙中界分了神——菜刀砍在了左手小指头关节处,顿时血流如注,但指头没有断……
按照孙中界几秒钟前的想法,他准备砍断手指后找执法局质问对方:我敢用切掉一根指头来发誓我不是“黑车”,我没有非法运营,你们有人敢用断指来发誓没有冤枉我吗?
11月1日上午,已经卸掉绷带的孙中界对记者说,“当时菜刀砍下去一点都不感觉到痛,可能是被气得麻木了!”
孙中界随后被同事和哥哥送到了附近的一家解放军医院。医生诊断,左手小指被剁得只剩下三分之一还连接在一起。15日上午,孙中记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说执法局把弟弟逼得剁指头。但派出所的接警人员问他:“我们是执法的,他们也是执法的,怎么管?”
从派出所出来后,不甘心的孙中记突然想到给媒体投诉弟弟的遭遇。事后他回忆说当时的确是走投无路了,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结果没多长时间,就有当地媒体的记者来医院采访。
15日晚,兄弟俩一夜未眠。他们不知道明天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次日,孙中界被“倒钩”的遭遇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记者问孙中界:“上海的‘钩子’用同样的办法已经让许多人挨宰了,你为啥不愿意忍气吞声呢?”孙中界说:“当时死的心都有,就是感觉特憋屈,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想给自己讨个公道而已!没想到事情整得这么大!”
万般无奈
被冤枉的11天哭了4次
郝劲松介入上海“钓鱼”案,比孙中界遭遇“钩子”还要更早。
今年9月8日上午,上海白领张军开车去单位上班,结果在元江路口等候红灯时遇一男子称“胃疼”,要求帮忙带他一段路。张军本着同情及助人为乐的精神,让其搭车并拒绝了其两次主动提出的付费请求。结果,几分钟后,“胃疼”的乘客恢复正常,张军被守候在马路边的执法人员认定“非法运营”,并要高额罚款。
认为自己被冤枉的张军在万般无奈之下,向国内知名法律维权人士郝劲松求援,并一纸诉状把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起诉到闵行区人民法院。
郝劲松原计划等张军案开庭时再来上海,但孙中界断指的悲壮之举改变了他的行程,决定尽快从北京赶赴上海声援孙中界,并义务给其提供法律援助。
10月17日,在舆论的质疑声中,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对外发布消息,认定对孙中界的执法查处没有错,孙和其所驾驶的车辆就是属于非法运营的黑车。
听到这个消息后,孙中界的脸都气白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孙家兄弟从媒体上得知上海人张军也因为被“倒钩”,而将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了法院。代理人是在国内影响很大的法律维权人士郝劲松。
孙家兄弟是第一次听说郝劲松的名字。他们就问来采访孙中界的记者:“郝劲松这个人很厉害吗?”有记者回答他说:“不是一般的厉害,他专喜欢替人打抱不平!”孙中界就有点激动地说:“我怎样才能联系上他?”
和郝劲松的电话接通后,孙中界几乎是带着哭腔说:“俺是孙中界,你什么时候能来上海啊?”这天是10月21日。
10月23日上午,上海火车站前,见到郝劲松的孙中界9天来第一次笑了。郝劲松则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这次要打的可都是真老虎!”
而与此同时,由于舆论对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主观、简单的结论不认同,上海市有关部门秘密启动联合调查预案。调查组成员分别为上海市政府邀请的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中央、当地媒体代表。
10月26日,浦东新区区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称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在14日对孙中界的执法取证中存在“非法取证”行为,浦东新区区长向社会公众表示道歉。当新闻发布会的消息传到孙中界耳中时,孙中界又一次哭了,不过这次他是高兴得哭了。
在被冤枉的11天中,孙中界哭过4次。
第一次他问哥哥孙中记:“他们把单位的车扣了,还要罚款,你说怎么办啊?”话音未落,泪流满面。
第二次是他从医院出来后,父亲打电话劝他说:“要不早点回河南老家来吧?”孙中界哭着对父亲说:“我不回去,是被他们冤枉的,我要证明我的清白!”
第三次是在电话里急切地问郝劲松,几时能来上海帮助自己……
本报记者对话上海“钓鱼案”受害者代理人郝劲松 孙中界案只是“冰山一角”
出生上世纪70年代、祖籍山西的郝劲松,当前对外的正式身份是北京国纲律师事务所公益部主任。他曾多次对外称:我就是一个“法律爱好者”,喜欢代理涉及公众利益的民事案件。11月3日,本报记者在上海和郝劲松就孙中界事件展开对话。
行政执法不是“小孩过家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孙中界的车已经退还了,你们怎么还准备起诉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
郝劲松(以下简称郝):张军的车和钱都退还了,但我们为什么要依然起诉他(闵行交通执法大队)?那是因为闵行法院法官态度不好,他当众对我的当事人张军指手画脚、不礼貌。
孙中界的案子,车虽然退还了,但他们做得不光明正大。10月底我在上海等了几天,联系取车事宜,他们就是拖延、磨蹭,结果我31日晚刚离开上海,他们11月1日就通知孙家兄弟来取车了,而且还有条件——不许带媒体记者来!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让我和媒体知道?看来他们很头疼我和媒体。
记:闵行区法院的法官怎么对你的当事人不礼貌了?
郝:你听说过有法官用胁迫的口气让原告撤诉的事情没有?我的当事人张军就遇到了,那天(10月26日)下午,一黄姓法官跑到我当事人单位,要求我当事人撤诉。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原本也不想撤诉,该案一定要拿到判决书,对以前上海类似的“钓鱼执法”枉法判决能起到纠正作用,对以后全国类似的“钓鱼执法”能起到指导作用,所以该案的判决至关重要。
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经常会违法犯错,如果被处罚人轻易撤诉,就会减轻行政机关犯错的成本,会增加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侥幸心理。毕竟像张军这样勇于起诉行政部门的人并不多。我们这次把闵行交通执法大队起诉到底,就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做出行政行为是很严肃的,不是“小孩过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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