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人数的锐减，打乱了这所学校本应有的秩序。就连上下课打铃这样最基本的事情，都落在了一个14岁的小男孩身上。

　　男孩叫贺露，是五年级的学生。因为年龄最大，他成了这里的“孩子王”。

　　其实，贺露应该读六年级。去年秋季开学时，本应和他一起升到六年级的五六个同学都没来报名，只剩下了贺露一个。六年级这个班最终没有开起来，贺露只好回到五年级“重读”。对此，白随宝解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成绩太差”。

　　上午8时10分，正在教室里自习的贺露突然从教室里冲了出去，跑到院子里的一棵大树前，敲响了挂在树上的一个生锈的铁铃铛——下课了。“我是自己愿意打铃的。”贺露笑着，露出两颗兔牙。自从一个多月前有了手腕上戴着的那块黑色电子表，他主动承担起了打铃的任务。“如果不打铃，就不知道啥时候上课，啥时候玩了。”贺露说。其实，学校以前有电铃，后来坏了，就再也没修好。

　　上午一节数学课，一节语文课。语文老师没来，五年级的孩子只能回到教室里自习。另外两孔窑洞内，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几个孩子依然没有停止打闹。贺露似乎没法让自己静下来学习，隔一会儿就抬起手腕，看看几点了。

　　其实，和同龄人相比，这个14岁的小男孩眼中的学校少了本该有的东西，广播操已经好久不做了，缺少的还有家长会、联欢会等本该有的活动。

　　不过，经常去县城的贺露比他的同学见识广、本事多一点：他会简单地用电脑，还会打字、玩游戏。

　　学校“单纯”地只剩下了上课。虽然每天安排了六节课，但孩子们开设的课程却极为简单。除了语文、数学等县上统考的科目外，美术、音乐等课程一概没有。体育课倒是开的，因为人数少，只好将全校的学生集中起来上，发给篮球、排球，或者任由孩子们在校园里嬉戏。

　　和城里的小学生不同，他们不用参加英语考试。因为英语老师一直请不来，本该三年级就开始的这门课程一直没开，考试也就自然取消了。

　　对于外面的东西，“差生”贺露还是有一丝向往的。今年“六一”儿童节，学校放假一天。后来，贺露听转到城里上学的小伙伴儿说，他们的学校在“六一”节办晚会，表演节目，羡慕得不行。

　　上午9时，放学了。白随宝回到宿舍，打开电蒸汽炉，加热放在里面的两个馒头和一碗小米红豆稀饭。那是他的早饭。

　　早饭是他从家里带来的。自从到外村教书，白随宝的日子就变成了这样：每天早上，他会带上老伴儿准备好的早饭赶赴学校，早上上完课在学校里热热吃，下午放学回家再吃一顿现成的。

　　从老师、学生和村民们的讲述中，记者拼凑出了一段红旗小学不完整的历史。这所学校建于上世纪60年代，村子50多岁以下的村民大多在学校里读过书。1976年，学校还办过一年初中。90年代初，学生人数曾多达400人。

　　可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学生人数开始逐年下降。2004年，白随宝调到红旗小学时，虽然还有七八十个学生，但已经出现了在校生大幅下降的隐忧，七八十个学生大多分布在高年级，低年级一个班才三四个。

　　另一个让他们担忧的事实是：优秀的学生不断地向县城学校流动。2007年，学生中还能发现几个好苗子；2008年，考过全乡第一；但从今年开始，剩下的这些学生已经让他没了信心，“好学生能走的都走了，剩下的要么是实在太差的，要么就是家里穷走不了的”。

　　期中考试，贺露的数学考了50多分，全班第一，其他几个才考了三四十分。“瞧瞧，最差的学生如今变成最好的了。”白随宝说。而今，这位有着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只能靠回忆，才能拾起当老师的那份荣耀。

　　白随宝的家在清涧县下十二里铺邓家沟村，骑摩托车到红旗小学需要半小时。1974年，村里有个小学，还有七八十个学生，但“老师请不来”。于是，村干部找到了刚刚高中毕业的白随宝，希望他去教孩子们。

　　他应了下来，当上了民办教师，一天10个工分，“顶得上一个好劳力”。再后来，不挣工分了，每月工资是30块钱，直到1994年转成公办教师，他的工资均在百元以下。

　　提起当年“人丁”兴旺日子，白随宝眼里泛光，“学生多了，就容易发现好苗子，哪个老师不愿意教好学生？”

　　一直以来，全县最好的初中——昆山中学都面向全县招收“重点班”学生。白随宝带毕业班，几乎每年都能考上一两个。最多的一次，全乡总共考进去了6个，其中4个都是他的学生。考上县重点班的学生，家长会请老师到家里吃饭，炒菜、喝酒，最好的要算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

　　白随宝家里，至今保存着那些见证了他辉煌教学业绩的凭证。“学习标兵”，全县第一、第三的荣誉证书，“县模范教师”。最近这些年，他已经换了三所学校。而如今的这所，也不知道能待多久。

　　下午快上课时，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孩子终于等来了两个老师：53岁的贺有春和48岁的惠红。“上午有要紧事。”贺有春连忙解释。他的儿子要在县城买窑洞，需要3万元，家里钱不够，他去银行办贷款手续。而另一个老师惠红说，最近身体很不舒服，总是头疼，而且记性变得很差。

　　五年级下午是自习。白随宝在办公室静静地坐着。3个作业本早已批改完。

　　三年级教室里，贺有春干脆坐在两个孩子对面，给他们辅导。另一间教室里，惠红正在带领孩子们朗读课文《恐龙的灭绝》。他的普通话不标准，学生们也自然跟着他的腔调读着。

　　老师们的“状态”让家长越来越不满意。“现在的学校不像学校了，娃娃礼拜一、礼拜二去上学，经常没老师；娃娃不去上学，老师也不问。”贺露的父亲抱怨。

　　这位父亲对自己的儿子并无太多期望，只希望他顺利读完初中，然后学门手艺或者做生意。可他现在担心，“娃在学校里啥也学不到。”他想让贺露转学，但具体去哪儿还没想好。

　　学校的发展陷入了“恶性循环”。学生越少，家长就越没信心，继而造成更多的生源流失。家住学校隔壁的白永霞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专供上高中的二女儿和上小学的儿子读书。“村里的学校不行，娃自己想出去。”

　　孩子们走得几乎没有征兆，家长不会和学校打招呼。今天春节开学，到红旗小学报名的还有11个孩子。到了5月份，又走掉一个。走掉的这个是幼儿班新入学的孩子。听说，孩子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就接到北京上学去了。“有时，也能听到点儿风声。”三年级数学老师刘祝兰说。46岁的她是六名老师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学校里唯一的民办教师，就住在村里。

　　2008年快放暑假时，刘祝兰听说下刘家川村的一个女学生要转学。这个女孩学习成绩不错，她想留住她。于是，就跑到女孩家里苦口婆心地劝说，但还是走了。起初，老师们会劝留，但“要走的，劝也劝不住”，后来也就不劝了。另外，他们也自感底气不足，“城里条件毕竟比这里好”。

　　快放假了，贺露听说，学校里仅存的10个学生中，除了实在走不了的，下半年基本上都有了转学的打算。“没有学生了，我们给谁上课？”平时没事时，老师们也会谈起这个话题。“万一别的学生留不住，就让我的孩子留下来，就不信了，咱几个老婆老汉能教不好？”刘祝兰说。

　　听到这话的老师通常笑笑，以为她在开玩笑。学校里能走的“好苗子”都走了，刘祝兰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贺贤，如今是这个学校里成绩最好、最有希望考上县中学重点班的苗子。

　　刘祝兰之所以没让儿子去城里读书，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原来，1989年就到这所学校当老师的她也自学了大专文凭，就因为教龄不够，错过了转公办教师的机会。

　　她走不了，儿子也就走不了。“去了城里，没人照看。”不过，最近她也开始动摇了。“再等等，如果转不了，我就辞职，陪孩子到城里读书。”

　　红旗小学的状况在这个陕北县城的乡村小学中，并非个案。

　　今年6月，记者到访下二十里铺乡十里铺小学时，这所学校只剩下了9个老师和4个学生。而4个学生中的3个，来自一个家庭。

　　听说有人来，校长赵静骑着摩托车急匆匆地从县城赶来。他说学校曾是全县“普九”重点建设的小学之一，投资了7万多元，修缮了校舍，建了图书室，还配备了远程教育设施。

　　如今，校园依旧崭新，但学生没了。图书室、少先队活动室、远程教育室落满了灰尘，显然已很久没有用过。而且，闲置的远程教育设备“某种程度上成了学校的负担”。一年多以前，乡里一所学校丢了电脑。后来，那个校长就被免了。

　　十里铺小学距离县城近，老师们都住在城里，以前学生多的时候，还从村里请了一个看大门的，一个月100元；后来，学生没了，人头经费也没了，最终也将看大门的辞了。为了防盗，学校只好将贵重设备“藏”了起来。

　　赵静用“家庭条件差”来形容4个学生。9个老师的课程如何安排，确实成了难题，“不能让哪个老师没课啊！”于是，孩子们的课程都“排满”了，语文、英语、美术、音乐、体育，样样都开。

　　从十里铺村旁边深沟里进去，位于韩家硷村的向阳小学，学生也所剩无几。

　　学校就在路边上。破败的窑洞，没有校牌，空中飘扬的五星红旗提示：这里的确是一所学校。旗杆下的石台上，两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趴在上面写着作业。

　　一孔窑洞的门开着，3个年龄50多岁的男老师正在闲聊。“刚上完课，写作业呢。”一个名叫王永贵的老师说，3个男孩是这里所有的学生，学前班2个，一年级1个。加上4名年龄最小42岁、最大的已经55岁的老师，就是这所学校所有的成员。

　　学校的窑洞最多的时候有20孔。后来，没有学生了，村上就卖了一部分；而今，距离学校不远处的窑洞被滑坡的黄土掩埋，已经废弃。校园里的8孔窑洞，实际利用的并不多：一间教师宿舍，一间教室。

　　教室实际也利用得不多。只剩下了3个孩子，老师干脆在宿舍里挂了一块小黑板，孩子们坐在小板凳上上课。比起空荡荡的教室，这里似乎显得更有人气。有时，连黑板也用不上，老师直接手把手地教孩子。

　　记者探访时正值盛夏，老师们便开始为冬季发愁。3个学生，就意味着一学期的经费只有三四百块。紧着花，也只够教学用具、电费和日常开销。陕北的冬天酷冷难耐，哪儿来的钱买煤呢？

　　无奈，几个人商议了一番决定：每天回家住，“如果谁要住学校，谁就掏钱买煤”。

　　清涧县教育局的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全县学生多达4万多；目前这个数字是26138人。清涧县教育局党委副书记惠永宁说，将来全县学校发展的趋势是“一乡一校”，也就是一个乡镇一所中心小学，有条件的可以办成九年制学校；而初中，主要集中在县城。“学校撤了，我们怎么办？”记者采访中，老师们大多担心这个，尤其是年轻老师。“考评、考核、考试；转岗、待岗、下岗，这可能是老师们将来的出路。”下二十里铺乡九年制学校校长张建宁说，这是县教育局的设想。

　　虽然有的老师将面临“下岗”的压力，但惠永宁认为，全县虽然有1970名专职教师，但依然存在“结构性短缺”的问题，美术、音乐等科目老师还很缺乏。

　　面对乡村小学相继撤并的现实，担心的不只是老师，还有一些贫困家庭。“撤了，娃娃到哪儿上学去？”39岁的任金毕有些担忧。他的儿子正是红旗小学那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任旭。

　　早在记者第一次到红旗小学采访时，任金毕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就骑着摩托车匆匆赶到学校。“你看，能不能想办法帮娃娃把病治了。”他跟记者说。10岁的任旭，出生10个月时就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当时，医生说做这个手术需要4万元。可他家哪儿来那么多钱，于是，做手术的事就搁置下来。一直以来，他在外打工，妻子在村里帮人加工粉条，一年下来，也就挣一万多。但儿子每年打针吃药就要花去四五千，家里实在支撑不下去。任金毕就买了针，自己给儿子打。

　　看着村里光景好点的人家的孩子都出去上学了，任金毕也想过，让儿子出去。但算了算开支，又担心儿子的身体，就放弃了。如今，他又多了一种担心：学校撤了，儿子没学上！

　　“我是自己愿意打铃的。如果不打铃，就不知道啥时候上课，啥时候玩了。”

　　——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红旗小学学生贺露。学生没了，学校秩序也没了，就连上下课打铃这样最基本的事情，都落在了这个14岁的“孩子王”身上。